第14章

五月的双溪县，田野里的早稻已经齐膝深了，绿油油的一片连着一片，风一吹就翻起层层的浪。

“两会”清理整顿工作在大规模审计和追收阶段之后，进入了收尾环节。按照省里的统一部署，各乡镇被关闭的基金会和储金会的剩余资产和未清偿债务，统一移交给农村信用社接手处理。移交大会在县政府礼堂举行，各乡镇分管副乡镇长、基金会原主任、信用社主任，加上县直相关单位的人，坐了大半个礼堂。

谢鸣坐在最后一排，手里拿着一份全县的汇总数据。这组数据他算了不下十遍，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全县清理出违规资金累计四百二十万，涉及借款人数百人，其中已追回两百一十万，剩余两百一十万由信用社接手，按照商业贷款的原则重新核定、重新签约、逐步清收。追回的这两百一十万里面，有将近一半是从杨成海、胡和平、杨志军这条线上追回来的。胡和平已经被刑事拘留，杨志军取保候审在家，杨成海的案子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据说牵涉的金额比最初发现的更大。

移交大会结束后，领导小组办公室也随之解散。程凯在最后一次全体会上说了一句：“同志们，这几个月大家都辛苦了。回去以后好好休息，好好总结，以后再有这样的硬仗，还是咱们这批人上。”散会的时候有人鼓掌，有人握手，有人开玩笑说要搞个散伙饭。程凯说散伙饭就不搞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省一顿饭钱。

谢鸣回到县委办秘书科，把从“两会”办带回来的材料整理好，锁进了文件柜。他的办公桌上又多了几份新文件，是方志鹏让苏小莲放在他桌上的。他坐下来，把文件一份一份翻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方志鹏从那边的办公桌走过来，在他旁边站定，递给他一支烟。谢鸣摆摆手没接，方志鹏自己点上，吸了一口，吐出一个烟圈，眯着眼睛看那烟圈慢慢散开。

“谢科长，你这几个月在‘两会’办辛苦了，黑了瘦了。不过也值了，省报的记者你也救了，杨成海的事你也经手了，这一圈下来，你在县里的名声算是打出去了。好听的不好听的都有，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谢鸣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方科长，我就是活的，名声不名声的，我不在乎。”

方志鹏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拍了拍他的肩膀，嘴角挂着一丝意味深长的笑：“你不在乎，可有人在乎。”他说完就走了，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谢鸣低下头继续看文件。他心里清楚方志鹏说的“有人在乎”指的是什么。这些天，县里关于他的议论确实不少。有说他踩在杨成海的肩膀上往上爬的，有说他借“两会”办的机会公报私仇的，还有说他救沈芷是故意做给省里领导看的。这些议论他听到过一些，每一次听见都不接话，不解释，不反驳，装作没听见。

嘴长在别人身上，他管不了。他能管的只有自己的手和嘴——手不乱伸，嘴不乱说，仅此而已。

五月十二，谢鸣去邮电局交电话费，顺便给自己买了一个传呼机。

摩托罗拉的，小小的一个，别在腰带上不显眼。他原先没有传呼，在秘书科工作后需要随时联系，这才自己掏钱买了一个。营业员帮他把机器调试好，告诉他号码是多少。他把号码记在笔记本上，又从抽屉里拿出县委办的通讯录，在上面添了自己的传呼号。通讯录每隔一段时间会重新印制，交到各科室和乡镇，方便工作联系。

他没想到的是，这本通讯录辗转到了省城。

五月二十四，谢鸣正在办公室整理信息科刚送来的几份简报，桌上的电话响了。

“谢科长吗？我是乔玉莲。”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笑意，“你的传呼号我在你们县的通讯录上找到的，你们县委办的通讯录编得挺全，连各乡镇党委书记的宅电都有。”

谢鸣握着话筒，笑了笑：“乔姐，你找我什么事？是不是又要约稿？”

“约稿？不不不，今天不谈工作。”乔玉莲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带着一种商量事情的口气，“我跟你说个事。沈芷你记得吧？就是上次在黄沙岭出车祸那个姑娘，你救的那个。”

谢鸣的手握着话筒，微微紧了一下，但声音还是很稳：“记得，怎么了？她的伤好些了吗？”

“好是好些了，但还没好利索。右臂骨折，哪有那么快。石膏拆了，但还不能用力，打字都费劲，医生说要慢慢养。”乔玉莲顿了顿，“她一直惦记着要感谢你，让我打电话问问你什么时候方便。她现在还在省城养伤，出不了远门，说是等她好了，一定要当面谢谢你。”

谢鸣沉默了两秒钟：“乔姐，不用这么客气。我当时就是路过，帮了把手，换谁都会那么做。你让她别放在心上，好好养伤，工作的事不急。”

“诶，你这人怎么这样？”乔玉莲的声音又高了起来，“人家姑娘一片心意，你倒好，推三阻四的。我跟你说，沈芷这个人重情重义，你救了她一命，她要是不表示表示，她能惦记一辈子。你就当帮她一个忙，让她把这份心意领了，省得她天天在我耳边念叨。”

谢鸣被她说得笑了：“乔姐，你这逻辑不对啊。她感谢我，怎么成了我帮她忙？”

“这你就不懂了。”乔玉莲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得意，“欠人情比欠人钱还难受。你让她把这情还了，她心里就踏实了。你要是推着不让，她老惦记着，哪天拖着还没好利索的胳膊跑去找你，你可别怪我。”

谢鸣想了想，说：“那这样吧，等她的伤彻底好了再说。你让她安心养伤，别急着工作。”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乔玉莲说着，又问了一句，“对了，你的传呼号就是通讯录上那个吧？尾号四七三？”

“对，就是那个。”

“好，记下了。你忙吧，不打搅了。”

电话挂了。谢鸣把话筒放回去，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办公桌上，把搪瓷茶杯的影子拉得老长。

他把传呼机从腰带上取下来，拿在手里看了看。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净净的。他把传呼机重新别回腰间，翻开笔记本，在最下面写了一行字：“五月二十四，乔玉莲来电，说沈芷还在养伤，要当面感谢。”写完之后他合上笔记本，继续看文件。

五月二十六，谢鸣下班后骑自行车回宿舍，路过县委家属院门口的时候，一个人影从路边的槐树下走了出来，拦在了他面前。

是刘秀英。张静芳的母亲。

谢鸣捏了刹车，一只脚撑在地上，看着刘秀英。她比上次见面老了不少，眼袋更深了，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刀子刻出来的，头发白了一半，也没染。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小碎花短袖，脚上是一双布鞋，看起来不像是专门来找他的，倒像是在这里站了很久。

“小谢，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刘秀英的声音有些发颤，嘴唇在哆嗦，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

谢鸣把自行车停在路边，站好：“阿姨，您说。”

刘秀英看着他，嘴唇哆嗦了好几下，声音越来越大，到最后几乎是喊出来的：“你是不是一直在记恨我们？记恨静芳？你是不是故意的？故意搞基金会的事，故意查杨成海，故意报复我们家？”

街上有几个行人停下来看了一眼，又走了。谢鸣站在原地，没有动，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沉默了几秒钟，等刘秀英的声音落下去，才开口。

“阿姨，基金会的案子是审计局查出来的，纪委办的，不是我查的。我在‘两会’办只是负责汇总报表、起草通知，没有权力查任何人。”

刘秀英不信，或者是不愿意信。她的声音又大了起来，嘴唇哆嗦得更厉害了，眼泪从她红肿的眼眶里滚出来，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你不承认？你以为我不知道？就是你搞的！你恨静芳嫁了杨志军，你恨我们家看不上你，你恨你出身农村我们家不待见你！你就是在报复！你现在得意了吧？杨成海倒了，杨志军完了，静芳连家都不敢回，你满意了吧？”

谢鸣看着她，看着这个曾经在他面前关上门的女人，看着她老泪纵横的样子，心里没有任何波澜。不是铁石心肠，是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基金会的那些账，不是他做的；贷款合同上的那些死人名字，不是他签的；杨成海那些电话，不是他打的；杨志军盖过的那些章，不是他着盖的。他只是在“两会”办公室了该的活，数字对不上就追问，报表有问题就退回，领导让整理材料就整理材料。这些人把这些事栽到他头上，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恨的对象。

刘秀英还在说，语无伦次地说，说张静芳命苦，说她当初瞎了眼，说杨成海一家不是东西，说她早知道会这样当初就该把女儿嫁给他。谢鸣听了，没有接话，也不觉得解气，只是在适当的时候说了一句：“阿姨，天不早了，您早点回去吧。路上小心。”

刘秀英站在原地，嘴巴张了张还想再说什么。谢鸣跨上自行车，踩动了脚蹬，车子缓缓往前走。

他骑了十几米，身后的刘秀英没有跟上来。他也没有回头。风从南边吹过来，带着槐花的香气，甜丝丝的，在鼻尖绕一下就散了。

五月二十八，方志鹏从赵长河的办公室回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到谢鸣桌前。

“谢科长，赵主任说了，信息科那边最近简报质量下滑，想让你帮着把把关。不是什么正式任命，就是临时帮个忙，两边跑跑。你文字功底好，帮他们看看稿子，改改错别字，顺顺句子。信息科那几个人的水平你也知道，写个简报跟写检讨似的，巴巴的没看头。”

谢鸣接过文件翻了翻，是一份关于全县防汛准备工作的信息简报，写得确实一般，开头就是“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指示精神”，典型的套话堆砌。

“行，我先看看。”谢鸣说。

方志鹏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苏小莲从旁边探过头来，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谢科长，你这是能者多劳。”

谢鸣笑了笑，没接话。他拿起红笔，在那份简报上改了起来。

他把开头那句套话删了，改成“入汛以来，我县降雨量较常年偏多两成，防汛形势不容乐观”，开门见山，比原来有力多了。又把中间几个逻辑不顺的段落重新调整了顺序，删了几句废话，加了一组数据。改完之后，他把稿子递给方志鹏看。

方志鹏看了，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里多了一些东西：“谢科长，你这改得也太快了。十分钟不到，一篇简报就改好了？”

“没大动，就是顺了顺。”谢鸣说。

方志鹏把稿子收好，没有再说什么。但谢鸣注意到，他看自己的眼神跟之前不太一样了。以前方志鹏看他，是“你是新人我是老人”的那种眼光；现在看他的时候，多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审视，又像是在重新估量。

这不是正式的任命，就是临时加个活。信息科有自己的科长和副科长，他只是帮着看看稿子、把把关。赵长河的原话是“小谢，你文字底子好，帮信息科看看简报，他们有写不明白的你指点指点”。谢鸣应了下来。

从那天起，他每天要多看七八份信息简报，少的时候三四份。改稿子对他来说不难，无非是删繁就简、去芜存菁。他在大学里学的那套本事，放在这里正合适。方志鹏有时候路过他的桌子，看见他用红笔在稿子上勾勾画画，会停下来看两眼，看完也不说话，点点头就走了。

五月三十一，谢鸣在办公室整理完最后一份简报，看了看表，快下班了。他把红笔放回笔筒，把改好的稿子摞整齐，放在方志鹏桌上。方志鹏不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他回到自己座位上，把传呼机从腰带上取下来，拿在手里看了看。没有新消息，净净的。他把传呼机放回腰间，站起来，走到窗前。

五月的最后一天，县城的街道上人来人往。有人骑着自行车，后座上载着孩子；有人拎着菜篮子，慢悠悠地走着；有几个老人在路边的树下下棋，围了一圈人看，时不时传来一阵笑声。远处的田野里，早稻已经拔节了，风一吹就翻起绿色的波浪，一波一波的，像是有人在抖动一块巨大的绸布。

他把那本《围城》从抽屉里拿出来，翻了翻扉页。上面已经写满了字，最早的那行“天凉好个秋”已经有些模糊了，墨迹被时间冲淡了不少。他在最新一行“五月二十四，乔玉莲来电，说沈芷还在养伤，要当面感谢”的下面，又写了一行：

“五月三十一，帮信息科看简报。改稿子比写稿子容易。”

写完之后他看了看，觉得这句话有点意思。不是因为他写得有多好，而是因为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从“写稿子的人”变成了“改稿子的人”。这两个角色之间，隔着的不是技巧，是经验。

他把书合上，塞回抽屉里，关了灯，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的灯已经亮了，昏黄昏黄的，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走过东头又走到西头，确认了一遍门窗都关好了，才下楼。

自行车停在楼下的车棚里，他推出来，骑上去。路两边的槐花开得正盛，白色的花瓣在夜风里一片一片地落下来，铺在地上像是下了一层薄雪。

他一边骑车一边想着乔玉莲在电话里说的话。沈芷还在养伤，右臂骨折，石膏拆了也不能用力，打字都费劲。他想起她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想起她睁开眼睛看他的第一眼，想起她嘴角的那颗痣。他想起自己离开病房时她叫住他，问他的名字——“谢什么？”他说谢鸣，鸣叫的鸣。她点了点头，像是在记住这个名字。

他又想起刘秀英在槐树下说的那些话。那些话他没有放在心上，不是因为大度，而是因为不值得。不值得生气，不值得解释，不值得记住。

他在路灯下停下来，从挎包里掏出那本《围城》，翻开扉页，借着路灯的光，在最下面又加了一行：

“刘秀英在槐树下拦我，说我在报复。我不恨她。恨一个人太累了，不值得。”

写完之后他看了看，觉得“不值得”三个字写得太重了。他没有划掉，就这样留在了那里。

他把书合上，塞回挎包里，继续骑车往回走。

夜风拂面而来，带着五月的暖意和槐花的甜香，把一天的疲惫都吹散了些。他加快了速度，自行车轮子碾过满地的槐花，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歌，只有调子，在夜风里飘着、飘着，一直飘到远处那些亮着灯火的房子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