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土地延包工作的收尾，比谢鸣预想的要顺利得多。

现场会开完之后，村里剩下的几户“硬骨头”忽然变得好说话起来。龚老三补了地，逢人就说谢部好话；另外几户原本拖着不肯签合同的，也主动找上门来，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钱守田抽着烟，眯着眼睛说了一句：“小谢，你这现场会一开，比我去他们家磨十趟嘴皮子都管用。”

谢鸣心里清楚，不是现场会管用，是那些来开现场会的领导管用。老百姓不傻，看见市委书记都来了，知道这个政策是动真格的，再拖下去对自己没好处。

一月中旬，石桥村的延包合同签订率达到了百分之百。谢鸣把所有合同按户整理归档，一式三份，村里留一份，乡里报一份，县里备案一份。他又花了两天时间，把工作笔记上的内容重新梳理了一遍，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还需要后续跟进，都写得清清楚楚，交到了钱守田手里。

“钱书记，这些资料您收好。以后村里再有什么土地方面的，翻翻这个本子，底账都在。”

钱守田接过那本厚厚的笔记本，翻了翻，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迹工工整整，每一户的情况都有记录，每一个矛盾都有来龙去脉，每一个解决方案都有政策依据。他在村里了快三十年，经手过无数材料，但从没见过有人把工作做到这个份上。

“小谢，你是个实事的人。”钱守田把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收进抽屉里，抬起头看着谢鸣，“以后不管你去哪儿，石桥村的老百姓都会记着你的好。”

谢鸣笑了笑：“钱书记，别这么说，我就是做了该做的事。”

一月十八，谢鸣收拾好行李，离开了石桥村。

走的那天早上，吕嫂特意给他煮了一锅红糖鸡蛋，硬是着他吃了四个，撑得他直打嗝。余老四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挂鞭炮，在村委会门口噼里啪啦放了一通，震得满村的狗都叫了起来。白寡妇从家里端来一篮子鸡蛋，非要让他带上，说城里买不到这么好的土鸡蛋。龚老三扛来一袋红薯，说这是自家地里种的，甜。

谢鸣一一谢过，但东西一样都没拿。他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东西我不能要。我是部，有纪律。”

余老四在旁边起哄：“什么纪律不纪律的，部也得吃饭！你怕啥？又不是拿钱！”

谢鸣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四哥，你去广东的事，我跟乡里说好了，劳务输出的事他们会帮你联系。到了那边好好，别丢了石桥村的脸。”

余老四咧嘴一笑，露出满口黄牙：“你放心，我余老四别的不行，赚钱娶老婆这事，我比谁都上心！”

谢鸣上了乡里派来的面包车，车发动了，沿着山路慢慢往山下开。他从后车窗往外看，村委会的小院子越来越小，钱守田站在门口抽着烟，吕嫂在围裙上擦着手，余老四还在朝他挥手。车子拐过一个弯，村子就看不见了，只有后视镜里还能看到那条溪水，在冬的阳光下闪着碎银一样的光。

回到县城，谢鸣先去老局报了到。

罗淑芳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看见他进来，上下打量了一番，嘴角慢慢翘了起来。

“黑了，瘦了。”她说，“但精神头不错。”

“罗局长，石桥村的延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合同归档了，资料也移交了。”谢鸣把一份工作总结递给她，“这是书面汇报材料。”

罗淑芳接过去翻了翻，放在桌上，然后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在前，用一种长辈看晚辈的眼神看着他。

“小谢，你在石桥村的事迹，县里都传遍了。蔡书记在常委会上点了你的名，说你是全县土地延包工作的先进典型。下个星期的全县总结大会，你准备一下，要上台发言。”

谢鸣愣了一下：“罗局长，上台发言？我——”

“没什么好怕的。”罗淑芳打断他，“你当着市委书记、市长都能讲得条条是道，还怕在县里讲？就这么定了。”

从罗淑芳办公室出来，谢鸣去了自己在老局家属楼的宿舍。屋子还是那间屋子，十几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角的蜘蛛网比他走的时候多了几层。他放下行李，打开窗户通风，冷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灰尘扬了起来。

他坐在床沿上，环顾四周，忽然有些不习惯。在石桥村住了将近两个月，他已经习惯了那间杂物间的霉味、硬板床的硌人、窗外竹林的沙沙声。这个宿舍虽然简陋，但跟石桥村比起来，已经算是天堂了。

他把行李收拾好，去水房洗了把脸，然后坐在桌前，开始准备总结大会的发言稿。

写稿子对他来说不是难事。难的是怎么把在石桥村这两个月的工作，浓缩成一篇十分钟的发言，既不能太谦虚让人觉得他在装，也不能太张扬让人觉得他在邀功。他想了很久，最后决定用最朴实的语言，把最真实的故事讲出来。不讲大道理，只讲小故事；不表功劳，只讲方法；不谈成绩，只讲体会。

他写了三稿，又删了两稿，最后定下来的稿子不到两千字。他把稿子誊抄了一遍，字写得工工整整，然后在最后加了一句：“土地延包工作能够顺利完成，靠的是党的政策好，靠的是老百姓的支持，靠的是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指导。我只是做了一个党员、一个部应该做的事。”

写完之后他看了看，觉得最后一句有点太像套话了，但想了想，没有删。这种场合，该说的套话还是要说。

一月二十五，全县土地延包工作总结大会在县委礼堂召开。

会场能坐三百多人，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工作组成员，加上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把整个礼堂坐得满满当当。主席台上方拉着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双溪县土地延包工作总结表彰大会”。横幅的边角有些卷，是用图钉钉上去的，能看见几个白色的钉帽。

谢鸣坐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身上穿着一件新买的深灰色夹克——这是他专门为这次大会买的，花了一百二十块钱，在县城百货大楼挑了半天。皮鞋是彭国梁借给他的那双，大一号，垫了两双鞋垫，走起路来还是有点哐当哐当的，但不仔细听听不出来。

大会由县长主持。先是蔡培生讲话，总结了全县土地延包工作的成绩和经验，讲了大概四十分钟。然后是表彰环节，宣读表彰决定，先进集体三十个，先进个人五十六个。谢鸣的名字在先进个人名单里，排在第三位。

“下面请先进代表作大会发言。首先，是老局部、黄沙岭乡石桥村工作队员谢鸣同志发言。”

谢鸣站起来，整了整衣领，走上主席台。他从口袋里掏出折叠好的发言稿，放在讲台上，铺平，然后抬起头，看着台下几百双眼睛。

台下坐着的人，他认识的不多。第一排是县领导，蔡培生坐在中间，表情严肃但眼神里带着鼓励。罗淑芳坐在第四排靠中间的位置，穿着藏蓝色的西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朝他微微点头。他看见了杨成海，坐在第二排靠边的位置，面带微笑，看不出什么表情。他看见了张国庆，坐在第五排，隔着好几排人，看不太清他的脸。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了。

“各位领导，同志们。我叫谢鸣，是老局的一名普通部。去年十一月，我被派到黄沙岭乡石桥村，参加土地延包工作。在石桥村的两个月，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充实的两个月……”

他讲得很慢，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他讲了石桥村的基本情况，讲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讲了老百姓一开始的怀疑和后来的信任。他讲了余老四，讲了白寡妇，讲了龚老三补地的事。他没有刻意煽情，只是平铺直叙，但在讲到白寡妇说“谢部是个好人”的时候，台下有人轻轻咳嗽了一声。

他讲了十五分钟，比规定的时间长了五分钟，但台下没有人不耐烦。当他讲完最后一句“我只是做了一个党员、一个部应该做的事”，鞠躬下台的时候，掌声响了很久。

蔡培生在大会结束时又强调了几句，其中有一句是：“像谢鸣同志这样的年轻部，我们要大力培养，大胆使用。”

这句话传到台下，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窃窃私语。有人看谢鸣的眼神变了，从好奇变成了审视，从审视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散会之后，谢鸣被好几个人围住了。有的是来道贺的，有的是来套近乎的，有的是来打听他跟蔡培生是什么关系的。谢鸣一一应付，笑着道谢，不卑不亢，既不冷脸也不热络。他注意到张国庆从旁边走过，看了他一眼，面无表情，脚步没有停，径直出了礼堂。

罗淑芳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说了一句：“讲得好。回去好好休息，过了年，可能有新安排。”

谢鸣点了点头，没有多问。

回到宿舍，他把发言稿收好，脱下那件新夹克，换上平时穿的旧衣服，坐在桌前发了会儿呆。窗外的县城已经亮起了灯，远处的鞭炮声稀稀拉拉的，快过年了，年味一天比一天浓。

他拿起电话，拨了家里的号码。王桂兰接的电话，听说儿子在全县大会上发言得了表彰，高兴得在电话那头直念叨：“好好好，你爸听了一定高兴，我这就去告诉他。”

“妈，过年我回去，初一早上到家。”

“好，好，路上小心。”

挂了电话，谢鸣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脑子里乱糟糟的，各种声音、画面、表情搅在一起，蔡培生的鼓励、罗淑芳的提醒、杨成海的笑容、张国庆的背影，还有那些围上来道贺的人脸上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

他想起了苏轼的一句话：“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官场上，每一次亮相都是一次踏雪，留下的脚印迟早会被新的雪覆盖。重要的是你飞过的方向，而不是你留下的脚印。

春节前几天，谢鸣在办公室做年终收尾工作，忽然接到县委宣传部的电话。

“谢鸣同志吗？我是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的苏桂芳。省报农村部的记者要来县里采访土地延包工作，点名要采访你。我们接到市委宣传部的通知，记者明天到，到时候我陪你一起过去。你准备一下。”

谢鸣愣了一下：“省报的记者？点名采访我？”

“对，说是看了市里报送的现场会简报，对石桥村的经验很感兴趣。具体的事宜，明天见面再说。”

挂了电话，谢鸣坐在椅子上想了很久。省报的点名采访，这可不是小事。省报的记者采访了他，写了报道，发出去，他的名字就不只是在双溪县、在市里，而是会在全省范围内被人看到。

他不知道的是，这个“点名采访”的背后，有一双眼睛一直在关注着他。

第二天上午，谢鸣在县委宣传部见到了那位省报记者。

她叫乔玉莲，三十出头，短发，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袄，脚上是一双平底靴，看起来不像省城来的大记者，倒像个下乡蹲点的女部。她的长相算不上惊艳，但很耐看，脸型偏圆，皮肤白净，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说话的时候喜欢微微歪着头，像是在认真听你讲的每一个字。她身边跟着一个扛摄像机的年轻人，二十七八岁，背着一个大包，看起来是个摄影记者。

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的苏桂芳在一旁介绍：“乔记者，这位就是谢鸣同志。”

“你就是谢鸣？”乔玉莲打量了他一番，目光里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审视，“比我想象的年轻。”

“乔记者好。”谢鸣伸出手跟她握了握，“您想象的我是多大年纪？”

“至少三十吧。能做那么多事，还能在市领导面前讲得头头是道，我以为是个老基层了。”乔玉莲笑了笑，那笑容很自然，不带任何客套，“结果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

谢鸣被她这话逗笑了：“乔记者，毛头小子这个称呼，我好久没听过了。”

“那叫什么？基层骨？青年才俊？”乔玉莲歪着头看他，眼睛里带着一丝调侃。

旁边的苏桂芳笑着打圆场：“乔记者，我们谢鸣同志可是省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材料写得好，工作也扎实。”

乔玉莲的眉毛挑了一下：“中文系的？我也是中文系的，省师范大学，比你高几届。咱们算是半个同行。”

苏桂芳说：“乔记者，今天的安排是这样，我先陪您去黄沙岭乡石桥村实地看看，谢鸣同志全程陪同讲解。路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问。”

乔玉莲点了点头，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录音笔和一个笔记本，往桌上一放：“行，走吧。路上聊。”

他们坐上一辆县委宣传部派的面包车，往黄沙岭的方向开。乔玉莲坐在前排，谢鸣坐在中间，苏桂芳坐在副驾驶，那个摄影记者坐在最后一排。车子出了县城，路就不行了，坑坑洼洼的，颠得人屁股疼。

乔玉莲倒是不在意这些，她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让冷风灌进来，眯着眼睛看外面的田野和山丘。看了一会儿，她转过头来，问谢鸣：“小谢，你在大学学中文，怎么会想到回来搞土地延包？”

“我是农村出来的，对土地有感情。”谢鸣说，“再说，中文系学的那些东西，说到底就是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搞土地延包，专业对口。”

乔玉莲笑了笑：“你这话说得有意思。之前我采访过不少基层部，说法大多是‘服从组织安排’‘响应党的号召’，你倒好，说专业对口。”

“服从组织安排是真的，专业对口也是真的。”谢鸣说，“不矛盾。”

车里的气氛轻松了不少。苏桂芳是个三十出头的女部，嘴皮子也利索，了一句：“乔记者，谢鸣同志在我们县可是个名人，前几天刚在全县总结大会上发了言，蔡书记在会上点了他的名。”

“是吗？”乔玉莲转过身来看着谢鸣，目光里多了一些东西，“那你跟我说说，你在大会上讲了什么？”

谢鸣把发言的大致内容说了一遍，没有添油加醋，就是平铺直叙。乔玉莲听着，时不时在本子上记几个字，偶尔话问一两个细节。她问得很细，不像是记者采访，倒像是在做田野调查。

“你刚才说，有一户叫龚老三的，二十年前被生产队长少分了半亩地，你把这个事翻出来解决了。你是怎么说服那个生产队长的？”

谢鸣想了想，说：“我也没说什么特别的话。就是去找他，把当年的底账翻出来给他看，跟他说，二十年前的事，现在补上，不是翻旧账，是还历史欠账。他听了，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补吧，该补’。”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是非对错他们清楚得很。有时候不是他们不愿意认错，是没有人给他们一个台阶下。我去了，把底账摆在他面前，给了他一个台阶，他就下来了。”

乔玉莲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记完之后，她放下笔，看了谢鸣一眼。

“小谢，你这个说法很有意思。‘给老百姓一个台阶下’——这话听起来简单，但能做到的部不多。大多数人做工作，是把自己当成法官，把老百姓当成被告。你是把自己当成搭梯子的人。”

谢鸣笑了笑：“乔记者，您过奖了。我就是农村出来的，知道农村人的脾气。你跟老百姓讲大道理，他听不懂，也不爱听。你跟他交心，他把你当自己人，工作就好做了。”

车子到了黄沙岭乡，他们先去乡政府打了个招呼。霍玉贵不在，下乡去了，乡长谭永华接待了他们。谭永华是个实在人，看见省报记者来了，也不紧张，泡了茶，坐下来聊了几句，然后就让谢鸣带着乔玉莲去石桥村。

石桥村还是那个石桥村，溪水还在流，石拱桥还在，村委会院子里的那张土地分布图还在墙上，被风吹得边角有些卷了。钱守田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谢鸣从车上下来，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小谢，你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在城里待不惯？”

“钱书记，这是省报的乔记者，来采访咱们村的土地延包工作。”谢鸣介绍道。

钱守田上下打量了乔玉莲一番，伸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跟她握了握手：“乔记者，你好你好。小谢在我们村得好啊，你要是写报道，可得多写写他。”

乔玉莲笑了笑：“钱书记，您放心，该写的都会写。不过我听说，村里有个叫余老四的，说话很有意思，我想见见他。”

钱守田哈哈大笑：“余老四？那家伙，三句话不离裤腰带以下。乔记者，你确定你要见他？”

“见。”乔玉莲说，“越真实越好。”

余老四在家，正光着膀子在院子里劈柴。大冬天的，零下好几度，他光着膀子，身上冒着热气，像一头发了情的公牛。看见谢鸣带着一群人走进院子，他愣了一下，手里的斧头差点没劈到自己脚上。

“谢部？你怎么又来了？这几位是谁？”余老四把斧头往木墩上一，赶紧去找衣服。

“省报的记者，来采访你的。”谢鸣说。

余老四套上衣服，一边扣扣子一边嘿嘿笑：“记者？采访我？我余老四这辈子除了被派出所问过话，还没被人采访过呢。”

乔玉莲被他逗笑了，拿出录音笔，打开，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余老四，你别紧张，就跟平时一样说话。我问你几个问题，你想到什么说什么。”

“不紧张不紧张，我余老四天不怕地不怕，还怕你个姑娘？”余老四说着，眼睛在乔玉莲身上溜了一圈，嘿嘿一笑，“乔记者，你长得真好看，比我们村的龚翠花还好看。”

苏桂芳在旁边咳嗽了一声。谢鸣赶紧打圆场：“老四哥，说正事。”

余老四收了收笑容，正色道：“乔记者，我跟你说，这土地延包政策好！好在哪？好在让我这个光棍汉能出去打工了！我在村里打了四十年光棍，出去打三年工，回来就能娶媳妇了！”

乔玉莲问：“你打算去哪里打工？”

“广东！我有个亲戚在东莞的鞋厂，说是一年能挣万把块呢！”余老四说得眉飞色舞，忽然凑近乔玉莲，压低声音，“乔记者，我看你这年纪，应该还没结婚吧？你看我这人咋样？”

“老四哥！”这次是谢鸣和苏桂芳异口同声。

余老四被两人齐声喝住，缩了缩脖子，讪讪地笑了笑：“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你们城里人就是开不起玩笑。”

乔玉莲倒是没生气，反而笑了，笑得很自然：“余老四，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咱们还是说土地的事。你出去打工，家里的地怎么办？”

“租出去啊！谢部说了，政策允许。我租给种田大户，我拿租金，他在我的地上种庄稼，两不耽误！”余老四说着，指了指谢鸣，“谢部这人，是个好人。我要是有个妹子，我就嫁给他！”

苏桂芳在旁边憋着笑，脸都红了。谢鸣面无表情地说：“老四哥，你没有妹子。”

“所以我嫁不了嘛！”余老四一摊手，一副很遗憾的样子。

乔玉莲采访完余老四，又去了白寡妇家和龚老三家。白寡妇看见谢鸣又来了，眼泪汪汪的，拉着他的手不放。龚老三把新签的延包合同翻出来给乔玉莲看，指着上面的红手印说：“这是我按的，按的时候心里踏实。”

下午四点，采访结束。乔玉莲站在村口的石拱桥上，看着这条山沟里的小村庄，夕阳从西边的山梁上照过来，把整个村子染成了金黄色。溪水在桥下哗哗地流着，声音清脆，像是有人在敲一面小铜锣。

那个摄影记者端着相机，咔嚓咔嚓拍了好几张。苏桂芳在旁边跟他说着什么，指指点点的。

“小谢，你觉得，土地延包到底意味着什么？”乔玉莲忽然问。

谢鸣站在她旁边，看着远处的山和田野，沉默了几秒钟。

“乔记者，我在大学的时候读过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费先生说过，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土地是农民的命子。土地延包，往小了说，是给农民吃定心丸，让他们安心种地、放心投入。往大了说，是稳定农村、稳定国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因为土地问题？地稳了，人就稳了；人稳了，社会就稳了。”

乔玉莲转过身来看着他，夕阳照在她的脸上，黑框眼镜的反光遮住了她的眼神，但她的嘴角在微微上扬。

“小谢，你这些话，写进报道里，会不会有人觉得你在说大话？”

谢鸣笑了笑：“大话不大话的，不是我说的算。老百姓觉得好，那就是好。老百姓觉得不好，我说破天也没用。”

乔玉莲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又记了一行字。

当天晚上，乔玉莲住在县城的招待所里。苏桂芳陪着吃了晚饭，谢鸣作陪。饭桌上乔玉莲没有再多问工作上的事，倒是跟苏桂芳聊起了县城的风土人情。苏桂芳是个爽快人，把双溪县的趣事轶事讲了不少，逗得乔玉莲笑了好几回。

吃完饭，苏桂芳先走了。乔玉莲站在招待所门口，叫住了谢鸣。

“小谢，明天陪我去趟市里，我要采访一下苏远达书记，了解一下市里对土地延包工作的总体部署。你跟着去，有些情况你能补充。”

谢鸣想了想：“乔记者，我去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是土地延包工作的一线实践者，又是中文系毕业的，能说会写，带着你我有帮手。”乔玉莲说着，从背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他，“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什么线索，随时给我打电话。”

谢鸣接过名片，看了一眼。白色的卡片，设计简洁，上面印着：“中南报农村部 记者 乔玉莲”，下面是一行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的地址。

他把名片小心地放进口袋里。

回到宿舍，谢鸣坐在桌前，把那本《围城》从枕头底下拿出来，翻了翻。扉页上已经有好几行字了，“天凉好个秋”“土地是农民的命子，也是我的新起点”“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四，遇李延平于石桥村。聊基层。”

他在下面又写了一行：“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六，中南报记者乔玉莲来访。”

写完之后他看了看，觉得这一行字写得格外工整。他把书合上，放在枕边，关了灯，躺下来。

窗外有人在放烟花，嘭的一声，光亮透过窗帘照进来，在墙上闪了一下，然后就灭了。又嘭的一声，又闪了一下。谢鸣闭着眼睛，听着烟花的声音，想着明天还要陪乔玉莲去市里的事，想着她说话时微微歪着头的那个样子，想着她笑起来那两个浅浅的酒窝。

他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盯着天花板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了眼睛。

烟花还在放，一下一下的，像是在敲他心里的那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