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鸣要出远门了。
双溪县到省城，两百公里路，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班车晃荡晃荡，四个多小时，打一个盹儿再打一个盹儿，醒来的时候窗外的景色就从稻田变成了楼房。但谢鸣的母亲王桂兰不这么看。在她的认知里，省城跟北京差不多远，坐火车要一天一夜，坐飞机要飞上天，反正都是她去不了的地方。她听说儿子要去省城培训两个月，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慌张。
“两个月？那不是要在省城过年了？”
谢鸣哭笑不得，给她解释：“妈，七月到九月，没有年。年是在冬天过的，腊月三十。现在是六月，还有一个多月才到七月。”
王桂兰摆摆手，一副“你别跟我扯这些”的表情：“我说的是过年，不是过年。我说的是两个月那么长，你要在外面待那么久，衣服够不够？被子带不带？钱够不够花？”她一边说一边已经开始翻箱倒柜找东西了。旧床单、旧枕巾、一双打了补丁的袜子、半袋红薯，全往一个蛇皮袋子里塞。谢成林蹲在门口抽烟，看着老伴忙活，不帮忙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偶尔吸一口烟，烟雾在门廊的灯光下袅袅地散开。
谢鸣从母亲手里把蛇皮袋子抢下来，一件一件往外掏。“妈，这是旧床单，我宿舍有。”“妈，这袜子是我高中时候穿的，您还留着？”“妈，红薯我带一点就行，不用半袋子，我吃不了那么多，省城又不是没饭吃。”
王桂兰被他掏急了，一巴掌拍在他手背上，把东西又往回塞：“你懂什么？省城的饭贵！一碗面条要五块钱，你吃得起？带着，都带着！”谢鸣只好妥协，把蛇皮袋子里的东西重新整理了一遍，旧床单和旧枕巾留下了，破袜子偷偷塞回了抽屉里，红薯留了一小袋，其他的放回柜子里。
他把自己那件在堤上磨破了肩膀的冲锋衣找出来，看了看肩部的破洞和里面隐约还能看到的伤疤。伤口的线已经在县医院拆了，何医生拆线的时候说了一句“恢复得不错，留了疤，但不影响活动”。谢鸣对着镜子照了照，肩膀上果然多了一道蜈蚣一样的疤痕，红色的、凸起的，像一条小小的蚯蚓趴在肩头。他把冲锋衣叠好塞进挎包，破是破了点，省城秋天凉了还能凑合穿。
出发那天是七月九号，天气热得狗都趴在墙底下吐舌头。谢鸣背着挎包，提着蛇皮袋子，在镇上的车站等班车。谢成林把他送到车站，一路上没怎么说话，走到站牌底下才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块钱，往谢鸣手里一塞。“拿着。”
谢鸣推了一下：“爸，我有钱。上个月工资发了，够花的。”
谢成林把手往前一送，力气很大，像是把这辈子的力气都用在了这一推上。“拿着。省城不比县里，花钱的地方多。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别乱花。吃好一点，别饿着。”谢鸣把钱攥在手里，纸币被谢成林的汗浸得有些发。他看着父亲那双粗糙的手，指节粗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黑泥，掌心的老茧厚得像一层铠甲。
“爸，您和妈在家注意身体，有什么事打我传呼。号码我写纸上了，夹在您床头柜那本农历本里。”
谢成林“嗯”了一声，点了一烟，往后退了两步，靠在那棵老樟树的树上。
班车来了，谢鸣上了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车子发动的时候，他透过车窗往外看，谢成林还站在老樟树底下抽着烟，烟雾和灰尘混在一起，看不清他的脸。车子开出几十米，他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黑点，融进了灰白色的天空里。
他把窗户开了一条缝，风灌进来，热烘烘的，带着土腥味和柴油味。他把那两百块钱折好，塞进挎包内侧的拉链袋里，跟那本《围城》放在一起。
交手机的事，是离开双溪前一天下午办的。
防汛指挥部解散了，值班室恢复了往的清闲，原先借调的联络员各回各的岗位。谢鸣把那台诺基亚手机擦净了，屏幕上的泥渍是他在堤上蹭上去的，一直没擦净。他用手掌使劲蹭了蹭，又哈了口气，总算把最后一块泥渍蹭掉了。他把充电器缠好，跟手机一起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送到了县委办行政科。
行政科的老周接过信封，倒出来看了一眼，随手登记了一下，把手机锁进了铁皮柜。谢鸣看着老周把柜门锁上，钥匙放进抽屉里，心里想着，这台手机他在防汛期间用了不到一个月，打了上百个电话，接了几百个来电，每一个都跟洪水有关。它最后一次响起，是蔡培生打来的，说了两个字——“辛苦了。”然后它就安静了，躺在牛皮纸信封里，被铁皮柜锁了起来，等着下一次汛期到来时再次被启用。
腰上的传呼机还在，那个尾号四七三的号码，像一枚小小的徽章，别在他的皮带上。他摸了摸机身，确认电量充足，才从行政科出来。
车到省城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谢鸣从汽车站出来，站在广场上，看着满街的人和车，有一瞬间的恍惚。他在省城读了四年大学，以为自己对这个城市很熟悉。但毕业一年后再回来，他发现自己已经不习惯这里的快节奏了——人群流动的速度、车辆鸣笛的频率、空气里的喧嚣程度。在双溪待了一年，他已经习惯了那种慢悠悠的、闲散的小城节奏。省城像一个上了发条的钟表，每一秒钟都在催你往前走。
他转了两趟公交车，到了省委党校。党校在南湖边上一座小山丘上，绿树成荫，红墙灰瓦，大门上方挂着“中共中南省委党校”的牌子，字体遒劲有力。门卫看了他的学员证和报到通知，挥挥手让他进去了。
报到地点在党校的综合楼，一楼大厅里摆了几张桌子，上面铺着白布，放着签到表、学员手册、房卡、饭卡之类的物件。负责报到的是一位年轻女部，三十岁左右，短发，圆脸，穿着一件白衬衫，口别着一枚党徽。
“你好，谢鸣？双溪县来的？”她翻了翻花名册，找到了他的名字，“你住三号楼二零六房间，单人间。这是你的学员证和饭卡，饭卡里面预充了三百块钱，不够了自己去充值处充。明天上午八点半，综合楼三楼报告厅，开班仪式，请准时参加，不要迟到，不要穿短裤拖鞋，省委组织部的领导要来讲话，注意仪表。”
谢鸣接过房卡和饭卡，问了一句：“请问洗手间在哪？”
“走廊尽头右转。”女部头也没抬，已经去招呼下一个学员了。
三号楼在党校的最里面，是一栋三层的旧楼房，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楼道里铺着深红色的地毯，走廊两边各有一排木门。谢鸣上了二楼，找到二零六房间，用房卡开了门。房间不大，十几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衣柜、一台电视机，床头柜上放着一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书脊朝外，整整齐齐地摆在正中间。窗帘是淡蓝色的，拉开窗帘正对着南湖的一角，能看到湖面上波光粼粼的水纹。
他放下行李，坐到书桌前，掏出那本《围城》翻了翻。扉页上密密麻麻的字从顶端一直写到了末尾。他在最新一行“六月二十六，赵长河通知，省委组织部青年部培训班，蔡书记点名让我去”的下面，又写了一行：“七月九，到省委党校报到。住三号楼二零六，窗外是南湖。想起了苏教授。手机还了，传呼还在。尾号四七三。”
写完之后他合上书，把挎包里的东西掏出来，一件一件摆好——换洗衣服叠好放进衣柜里，洗漱用品摆在洗手间的架子上，那本《围城》放在枕头底下。
他刚把东西收拾完，腰间的传呼机震动了。他低头一看，屏幕上显示着一行字：“谢鸣，我是沈芷。方便请回电。”后面跟着一个省城的座机号码。
谢鸣起身走到走廊尽头的公用电话旁，拿起话筒，拨了那个号码。电话响了两声就接通了，那头传来沈芷的声音，比上次在病房里听到的清亮了不少，没有受伤后的沙哑和疲惫。
“谢鸣？你到省城了？”沈芷的声音里带着笑意。
“到了。刚到党校，刚报完到。你怎么知道我的传呼号？”
“乔姐给我的。她说你来省城培训了，让我给你打个电话。”沈芷顿了顿，“上次说好了要请你吃饭的，欠了快三个月了，再不请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你今天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谢鸣握着话筒犹豫了一下：“沈记者，不用这么客气——”
“沈芷。”电话那头打断了他，“叫我沈芷就行。我叫你谢鸣，你叫我沈记者，这不公平。”
谢鸣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沈芷，我刚到省城，还在党校安顿，今天晚上可能不太方便。”
“那就明天晚上。六点半，党校门口，我来接你。”沈芷的语气不容商量，像个记者在做采访安排，“不许拒绝。到了给我打传呼。”
电话挂了。谢鸣把话筒放回去，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窗外的夕阳正好落在南湖的水面上，把整片湖水染成了暗红色。
第二天上午，开班仪式在综合楼三楼报告厅举行。谢鸣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深色长裤，黑色皮鞋，头发梳了梳，对着卫生间的镜子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明显的不得体之处才出了门。报告厅里坐满了人，一百多号学员，全省每个县来一个，加上省直机关推荐的，把报告厅填得满满当当。大家的表情都很相似——正襟危坐，笔记本摊开，笔拿在手里，随时准备记录。
主席台上坐着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姓龚，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但很有分量。他的讲话用了四十分钟，核心意思在谢鸣听来跟县里开会时领导们讲的大同小异，只是规格更高、措辞更严谨。
下午是入学教育，各小组分组讨论。谢鸣被分在了第四组，学员来自中南省南部五个县。小组长是一个叫刘建华的，三十五岁左右，是邻县某镇的党委书记，看起来老成持重。他让组员们依次做自我介绍，谢鸣排到第三个。他站起来，简单说了自己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又说了两句对这次培训的期待，没有多余的话。轮到第四个人发言的时候，他在本子上记下了几个看起来比较重要的名字。
讨论会散得早，四点半就结束了。
谢鸣回到房间，换了一件净的T恤，把脸上的汗洗掉，在床边坐了一会儿。他看了看手表——五点四十。还差五十分钟，沈芷说要来接他。
六点二十，谢鸣走到党校门口。夕阳挂在西边的天际上，把整条马路染成了暗红色，光线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柏油路面上印出一片一片的光斑。党校的围墙外面种了一排法国梧桐，树冠很大，枝叶交错，像一把撑开的巨伞，把整条路都罩在浓密的树荫里。他站了不到五分钟，一辆白色的桑塔纳停在了他面前。
车窗摇下来，一张年轻的面孔从驾驶座探出来。沈芷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散着，披在肩上，没有化妆，脸被夕阳照得发红。她的右臂上还贴着一块肉色的疤痕贴，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但谢鸣注意到了。
“上车！”沈芷朝他招手，声音很大，带着一股子不客气的亲热劲儿。
谢鸣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系好安全带。沈芷发动了车，车子沿着南湖路缓缓开出去。
“伤好了？”谢鸣看了一眼她的右臂。
“好了。拆了石膏之后养了一个多月，现在能正常活动了，就是还不能拎太重的东西。”沈芷说着，活动了一下右臂给他看，动作很自然，“留了疤，跟你一样。咱俩算是同病相怜。”
谢鸣笑了一下：“我那个疤在肩膀上，看不见。你这个在胳膊上，穿短袖能看见。”
“看见了就知道我命大。”沈芷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轻松，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你在堤上堵管涌的事，乔姐跟我讲了。她说你肩膀上缝了三针，是扛沙袋磨破的？”
谢鸣点了点头：“皮外伤，不碍事。蔡书记把我说得太重了。”
“乔姐说的可不是蔡书记说的。乔姐说你在堤上泡了一整夜，把管涌堵住了，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院缝针，缝完又回堤上了。她说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不要命。她还说你要是再出这种事，她就从省城跑去找你算账。”
谢鸣被她最后一句话说得愣住了：“乔姐这个人，说话一向夸张。别当真。”
沈芷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话。车厢里沉默了一会儿，只有发动机的嗡嗡声和窗外传来的城市喧嚣声。
车子在一家小饭馆门口停下来。饭馆不大，门脸有些旧，招牌上写着“湘味居”三个字，看着开了不少年。沈芷把车停好，带着谢鸣走进去。老板认识她，打了个招呼，把他们领到角落里一个安静的卡座坐下来。
沈芷接过菜单，翻了翻，问谢鸣：“你吃什么？我请客，你随便点，别给我省钱。你要是给我省钱，我现在就把你送回党校门口，以后再也不请你吃饭了。”
“什么都行。你点吧。”谢鸣说。
沈芷也不客气，噼里啪啦点了四个菜，两荤两素，外加一个汤。点完之后把菜单递给服务员，端起身前的茶杯喝了一口水。
“谢鸣，”她忽然放下杯子，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目光直直地看着他，“我一直想当面跟你说一声谢谢。那天在黄沙岭，如果不是你路过，我和刘建国不知道会怎样。医生说再晚送半个小时，我右臂的骨折可能会留下后遗症。”她的声音很认真，没有了刚才的轻松和玩笑。
谢鸣端起茶杯，也喝了一口水，水是热的，烫了一下舌尖。“别说谢谢了，你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再谢下去，这顿饭我就不好意思吃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松，但沈芷没有笑，目光还是稳稳地落在他脸上。
菜陆续上来了，红烧肉、剁椒鱼头、清炒时蔬、酸豆角炒肉末、紫菜蛋花汤。沈芷一边给他夹菜一边问他在党校培训的安排，又问他在双溪县的工作情况。谢鸣一一回答，不急不慢的。沈芷听完沉默了一下，说了一句：“你从双溪那么远的地方考出来，毕业又回去，现在又到省城来培训。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谢鸣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嚼了两下，肉质肥瘦相间，炖得很烂。他咽下去，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说了一句：“不是有意思，是舍不得。”
“舍不得什么？”
“舍不得那片土地。我在双溪长大，读书读出去了，但总觉得还在那里。土地延包的时候我在村里住了两个月，天天跟农民打交道。他们说土话，我听得懂；他们发牢，我听得进；他们骂人，我也受得了。我在省城读了四年书，不算城里人；回到双溪，也不算纯粹的乡下人。两头都不算，两头都舍不得，两头都放不下。”
沈芷听着，没有说话。她的目光在谢鸣的脸上停留了很久，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好奇，又像是在重新打量一个她以为已经认识了的人。
“谢鸣，我觉得你不应该在县里待太久。”沈芷忽然说了一句。
谢鸣抬起头看着她，等她往下说。她没有说下去，只是又给他夹了一块鱼头，说了一句：“你吃，别光顾着说。”
吃完了饭，沈芷开车送谢鸣回党校。车子停在党校门口，谢鸣解开安全带，准备下车。沈芷忽然叫住了他。
“谢鸣。”
“嗯？”
“你在省城培训这两个月，周末要是没事，可以来找我。我带你在省城转转。你在省城读过书，但有很多地方你肯定没去过。我当导游，不收钱。”沈芷的声音带着笑意，但眼神比刚才认真了许多。
谢鸣沉默了两秒钟，点了点头：“好。到了我给你打传呼。”
他推开车门，下了车，站在党校门口的路灯下。沈芷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朝他挥了挥手，然后发动了车，白色的桑塔纳慢慢开走了，尾灯在夜色中拖出两道红色的光带，渐渐消失在马路的尽头。
谢鸣站在路灯下，看着那辆车消失在视野里，站了大概有半分钟。路灯的光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梧桐树的叶子在夜风中沙沙作响。不远处的南湖黑沉沉的，看不见水面，只闻到一股水草的腥味，从黑暗中飘过来，淡淡的，若有若无。
他转过身，走进了党校的大门。腰间的传呼机安安静静的，没有震动，没有消息。夜色裹住了整座党校，连同南湖的水声和梧桐树的低语，一并收进了七月的晚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