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春节过后，县委大院里的气氛像早春的天气一样，表面上是风和丽，底下却藏着说不清的寒意。
谢鸣到秘书科上班已经快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他把县委办的工作流程摸了个七七八八，人也认了个七七八八。县委大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上下三层楼，二三十个科室，百来号人，加上经常来开会的各乡镇、县直各单位头头脑脑，每天进进出出，热闹得像集市。
但谢鸣心里清楚，热闹是表象。在这栋灰色的苏联风格老楼里，每一扇门后面都有一本账，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他最先摸清楚的是县委领导班子的构成。
县委书记蔡培生，四十三岁，正处级，在双溪县了两年半。据说他是省里某个领导的秘书出身，下来镀金的，满一届就要走。但这个说法传了两三年，蔡培生不仅没走，反而把县委书记的位子坐得越来越稳。他的风格是外松内紧，开会的时候话不多，但每一句都踩在点子上；平时笑眯眯的，跟谁都能聊几句，但谁也不敢在他面前造次。
县委副书记、县长叫熊国平，比蔡培生大两岁，本地人，从乡镇一步步上来的。熊国平在双溪县的基很深，各乡镇的头头脑脑，有一半是他提起来的。他跟蔡培生的关系，表面上是“团结协作、互相支持”，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俩人不是一个锅里吃饭的。蔡培生管人事和方向，熊国平管钱袋子和，一个在上面画圈，一个在下面填色，井水不犯河水，但井水和河水之间那条线，划得并不清楚。
县委副书记有三个。第一个是专职副书记叫骆长林，五十岁，分管党群和农业农村工作。此人是双溪县的老资格，当过两届副县长、一届宣传部长，三年前才转的副书记。他的特点是话少、酒量大、记性好，全县三百多个科级部，他个个都能叫出名字，连家属的情况都一清二楚。有人说他是双溪县的“活档案”，也有人说他是双溪县的“老狐狸”。
第二个副书记是常务副县长余存义，四十八岁，分管经济工作和财政。余存义是熊国平的人，这点在县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他管钱袋子管了五年，双溪县每年的财政预算、资金、转移支付，都要从他手里过。有人说他手里过过的钱，比县城百货大楼的年销售额还多。
第三个副书记叫彭海东，同时兼任县纪委书记。此人五十二岁，在纪检系统了二十年，脸上的表情永远是同一种——不笑也不怒，像是在看一份永远看不完的文件。县里的部都怕他，不是因为他凶，而是因为他让人摸不透。他从来不跟任何人走得太近，也从来不跟任何人翻脸，就是这样不远不近地站在那儿，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剑。
除此之外，还有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人武部政委、县委办主任，外加统战部长。县委常委一共十一个人，加上不是常委的副县长、人大政协的领导，整个县处级班子拢共三十多号人，盘错节，互相牵扯。
谢鸣把这些人的名字、职务、分管领域、大概的关系脉络，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他没有写在本子上，这种事不能落纸，只能记在心里。
方志鹏这几天对他格外热络。
先是请他吃了两顿饭，又约他去打了一次乒乓球。谢鸣乒乓球打得一般，方志鹏倒是高手，球速快，落点刁，球的时候嘴里还发出“嗬”的一声，像是在给自己鼓劲。打完球，两人在体育场门口的小摊上喝了碗绿豆汤，方志鹏一边喝一边说起了闲话。
“谢科长，你来的时间不长，但你应该看出来了，咱们这栋楼里，水很深。”方志鹏用吸管搅着碗里的绿豆汤，语气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有些人是蔡书记的人，有些人是熊县长的人，还有一些人，两边都不靠，但两边都吃得开。你刚来，要多听多看，少说少表态。”
谢鸣喝着绿豆汤，没有接话。
方志鹏又说：“咱们秘书科，说起来是为整个县委服务的，但归到底，是为书记服务的。你是蔡书记点名调来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有些人对你的态度，就不只是对你个人的态度。”
谢鸣放下碗，看着方志鹏：“方科长，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方志鹏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你终于问我了”的意味：“什么都别做。把你手头的工作做好，比什么都强。写材料、搞会务、上传下达，这些事情看起来不起眼，但县委书记的耳目，就在这些不起眼的事情里。”
谢鸣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他注意到方志鹏今天的用词——“蔡书记的人”“熊县长的人”——这在体制内是一种很重的说法，一般不会随便跟一个新来的同事讲。方志鹏跟他说这些，要么是真心想帮他，要么是另有目的。
他还拿不准是哪一个。
二月底的一个下午，谢鸣从食堂吃完午饭回来，在县委大院的主楼门口，碰见了一个人。
那人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大衣，头发烫了卷，化了淡妆，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正从台阶上下来。她走得很快，低着头，像是在想什么事情，差点撞上谢鸣。
两人同时抬头，四目相对。
是张静芳。
谢鸣愣了一下。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了。上次见面，还是去年秋天，在桂林回来的火车上。那时候她靠在他的肩膀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一言不发。后来就是音信全无，后来就是结婚的消息，后来就是所有的一切。
她看起来比半年前瘦了一些，下巴尖了，眼眶下面有一层淡淡的青色，像是没睡好。但整个人收拾得很精神，大衣熨得笔挺，皮鞋擦得锃亮，头发也烫了新式样，看起来像是从省城杂志上走下来的人。
“谢鸣？”张静芳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惊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你……你怎么在这里？”
“我调到县委办了。”谢鸣说，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他自己都有点意外，“秘书科。”
张静芳沉默了两秒钟，嘴角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那挺好的。”她说，声音低了下去，“挺好的。”
两人站在台阶上，中间隔了三级台阶的距离。谢鸣在上，张静芳在下，阳光从侧面照过来，把两人的影子投在灰色的水泥台阶上，一个长一个短，像是两把没对齐的尺子。
“你来县委办有事？”谢鸣问。
“来找杨……找我老公，他办公室的电话打不通，我来送份材料。”张静芳说着，下意识地把手里的公文包往身后藏了一下，好像那里面装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谢鸣点了点头。他知道杨志军在计委上班，计委的办公室在县委大院后面的那栋小楼里，不在主楼。张静芳来主楼，应该不只是送材料那么简单，但他没有追问。
“那我先走了。”张静芳说。
“慢走。”
张静芳从他身边走过去，皮鞋踩在台阶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她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没有回头，背对着他说了一句：“谢鸣，对不起。”
然后她快步走了，大衣的下摆在风中翻飞，很快就消失在了大院的门口。
谢鸣站在台阶上，看着那个方向，站了大概有半分钟。风从北边吹过来，冷飕飕的，灌进他的脖子里。他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转身进了楼。
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停步。但他心里那个已经结了痂的伤疤，好像又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掀了一下，不疼，但痒。
回到办公室，谢鸣坐下来，拿起桌上的文件看了一会儿，一个字都没看进去。他把文件放下，端起搪瓷茶杯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了，涩涩的。
方志鹏从外面进来，看见他坐在那儿发呆，走过来问了一句：“谢科长，怎么了？脸色不太好。”
“没事，食堂的菜有点咸，多喝了点水。”谢鸣说。
方志鹏看了他一眼，没有多问，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
下午四点多，赵长河从主任办公室回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到谢鸣桌前。
“小谢，有个活给你。”赵长河把文件放在桌上，“下个月市里要开农业农村工作会议，蔡书记要去参会，要准备一个发言材料，主题是咱们县土地延包工作的经验和做法。你在石桥村搞过延包，情况熟，这个材料你来起草。三天之内拿出初稿。”
谢鸣接过文件，翻了翻：“赵科长，这个材料有什么具体要求？”
“两点：一是要有高度，不能光讲石桥村，要站在全县的角度来总结；二是要有货，不能全是空话套话，要有具体做法、具体数据、具体成效。你是中文系毕业的，又在延包一线过，这个对你来说不难。”赵长河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写，这个材料蔡书记要亲自看。”
谢鸣点了点头。他知道赵长河说的“不难”是客气话，给县委书记写发言材料，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稿子的质量，直接关系到领导在市领导面前的形象，一个字都不能马虎。
他花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把全县土地延包工作的相关材料全部翻了一遍。除了石桥村，其他乡镇的情况他不太熟悉，需要从县农业局和各乡镇报送的总结材料里提取信息。他一边看一边记，把有用的数据和案例摘出来，分类整理。
第二天上午，他开始动笔。
他写材料有个习惯，先不打草稿，而是在脑子里把整篇文章的框架搭好。这篇发言稿的核心是“双溪县土地延包工作的探索与实践”，他从三个方面来展开：一是如何摸清底数、建立台账，二是如何化解矛盾、分类施策，三是如何完善手续、规范管理。这三个方面，既有面上的概括，也有点上的案例。他把石桥村的经验作为主要案例，穿在其他乡镇的做法中，形成一个“点面结合”的结构。
框架搭好之后，他一口气写了三千多字，写到下午四点，初稿出来了。他把稿子通读了一遍，改了几个措辞不够精准的地方，又加了一组数据，然后打印出来，放在桌上，等第二天再润色一遍。
赵长河路过他的桌子，拿起稿子看了一眼，翻了翻，脸上露出了一种微妙的表情——不是满意，也不是不满意，而是一种“我得回去好好看看”的表情。
“小谢，我先拿走了，晚上看。”赵长河把稿子夹在腋下，走了。
第二天上午，赵长河把稿子还给他，上面用红笔画了几个圈，旁边写着修改意见。谢鸣看了，赵长河的修改主要是两处：一是把“我们认为”改成了“县委、县政府认为”，二是把几个太具体的案例删掉了，换成了更概括性的表述。这些修改都有道理，谢鸣一一照改。
改完之后，赵长河把稿子送给了胡一民。胡一民看了一遍，只改了一个标点符号，就签了字，送到了蔡培生的办公室。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蔡培生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蔡书记看了稿子，有几个地方要改。谢鸣拿着笔记本，上了四楼，在蔡培生的办公室门口等了一会儿。
秘书把他领进去的时候，蔡培生正靠在椅背上，手里拿着那份稿子，上面画了不少红杠杠。
“小谢，坐。”蔡培生指了指沙发，然后把稿子放在桌上，用手指点了点，“这个稿子总体写得不错，思路清楚，语言也净。但有几点，我跟你说一下。”
谢鸣拿出笔记本，准备记录。
“第一，你开头部分引用了省里的文件，这个没问题，但你要把市里相关的文件也引进去，体现市县联动。第二，你讲化解矛盾的那一节，用了‘钉子户’这个词，这个词不妥当，改掉。老百姓再难缠，也是我们的群众，不能用这种带贬义的词。第三，你结尾的部分太空了，要加一段关于下一步工作的打算，不能让人觉得我们完了就完了，要有后续。”
谢鸣一一记下。
“还有，”蔡培生停顿了一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在稿子里提到了石桥村的几个农户，有姓白的，有余老四的。这些都是真实的人和事，讲起来有说服力，但你要注意分寸，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是在拿老百姓当典型做文章。你回去把这一段润色一下，语气再平和一些。”
谢鸣点了点头。他心里暗暗佩服——蔡培生看材料不仅看内容，还看语气，连“钉子户”这种词都注意到了。能做到县委书记的人，果然不简单。
从蔡培生办公室出来，天已经黑了。谢鸣回到办公室，按照修改意见把稿子改了一遍，又打印出来，送到蔡培生的秘书手里。
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县城的街道上已经没什么人了。早春的风还是冷的，吹得路边的法桐枝条哗哗作响。谢鸣把大衣裹紧，加快脚步。
转过一个街角，他看见前面有两个人影。一男一女，男人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女人穿着一件红色的大衣，两人靠得很近，正在低声说着什么。路灯的光落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谢鸣认出了那件红色大衣。是张静芳。
那个男人，他不认识，看着不像杨志军。杨志军他见过照片，中等个子，戴眼镜，而这个男人比张静芳高了将近一个头，身材魁梧，走路的姿势很张扬。
谢鸣放慢了脚步，没有跟上去。他看着那两个人走进了一条巷子，消失在黑暗中。他站在路灯下，看着那个方向，好一会儿，才继续往前走。
他想起了今天下午在台阶上遇见张静芳时的情景。她说她来送材料，但县委大院下午五点半就关门了，她四点多才来，送什么材料需要卡着下班时间？
他又想起了方志鹏说的那句话——“有些人是蔡书记的人，有些人是熊县长的人。”
张静芳是杨成海的儿媳妇，杨成海是县委办副主任。杨成海是谁的人？表面上看，他是胡一民的副手，胡一民是蔡培生的人，那杨成海应该是蔡培生这条线上的。但县里的人都知道，杨成海跟熊国平的关系也不浅，两人是老邻居，杨成海的父亲跟熊国平的父亲曾在同一个单位共事过。
这些弯弯绕绕，谢鸣现在还理不清楚。但他知道，在体制内，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条线，这些线交织在一起，织成了一张网。你踩在网的这一头，那一头就会动。你永远不知道你踩的这一下，会把哪一头的什么人颠起来。
回到宿舍，谢鸣拿出那本《围城》，在扉页上又写了一行：“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六，在县委大院台阶上遇见张静芳。她瘦了。她说对不起。”
写完之后他看着这行字，觉得有些可笑——他居然把这种事情也写进了这本本该只记录“大事”的笔记本里。但他没有划掉，就让它留在那里。
窗外的风更大了，吹得窗棂呜呜作响。谢鸣关了灯，躺在床上，听着风声，很久才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