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十章 老局问策

省委办公厅派人来取材料的事，在县委办传了不到半天就消停了。

来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姓孟，省委办公厅秘书二处的，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话客气得像在念文件，进了谢鸣的办公室，把工作证亮了一下，接过那沓复印件，翻了几页，点了点头，说了一句“谢谢同志”，就走了。前后不到十分钟，连口水都没喝。

方志鹏从隔壁办公室探出头来，看着那辆挂省城牌照的小车开出院门，走回来往谢鸣桌边一站，笑眯眯地说：“谢科长，省委办公厅的人来找你，什么事啊？”

谢鸣把档案袋收进抽屉，随口说：“之前石桥村土地延包的材料，省委党校编案例集要用，来取的。”

方志鹏“哦”了一声，脸上的笑容没变，但眼神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他没再追问，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

这件事之后，谢鸣在秘书科的地位又微妙地上升了一截。赵长河跟他说话的语气更客气了，何永贵偶尔也会主动跟他搭一两句话，就连苏小莲给他倒水的时候都比以前多倒了半杯。

谢鸣心里清楚，这不是因为他谢鸣有多厉害，而是因为“省委办公厅”这四个字太沉了。在这个县城的体制内，省城来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张纸、任何一个电话，都比本地的东西重三分。

但他没有飘飘然。他知道，这种东西，用得好是梯子，用不好就是靶子。

四月初，县里开始动真格了。

全县清理整顿农村“两会”工作动员大会在县委礼堂召开，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各单位一把手，加上各工作组的成员，三百多号人，把礼堂挤得满满当当。

主席台上方拉着红底白字的横幅：“双溪县清理整顿农村基金会、农村储金会工作动员大会”。气氛跟上次土地延包总结大会不一样，那次是表彰先进，气氛是喜气洋洋的；这次是一脸凝重，主席台上坐着的县领导个个表情严肃，台下的乡镇部更是面色发紧，有人抽烟，有人低头翻文件，有人交头接耳。

谢鸣坐在靠边的位置。他不是被表彰的对象，也不是乡镇的代表，他是以“抽调部”的身份来的。前两天赵长河通知他，说县里成立了清理整顿“两会”工作领导小组，蔡培生亲自挂帅当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需要从县直各单位抽调一批部，谢鸣被选中了。

“小谢，这是个锻炼的机会。”赵长河拍着他的肩膀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你自己体会”的意味。

谢鸣没有多问。他知道，能被抽调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说明县里对他的工作能力和政治可靠性是认可了的。但“两会”清理整顿这件事，他了解不多，心里没底。

动员大会上，蔡培生讲了话。他讲得很实在，没有长篇大论念文件，而是脱稿讲了二十多分钟，把“两会”清理整顿的背景、意义、政策、步骤，掰开了揉碎了讲了一遍。

谢鸣坐在台下，认真听着，一边听一边在心里消化。

所谓“两会”，指的是农村基金会和农村救灾扶贫互助储金会。这两样东西，都是九十年代初期搞起来的。那时候农村金融改革，国家鼓励发展金融组织，补充农村正规金融的不足，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各地纷纷搞起了基金会、储金会，由乡镇政府或民政部门牵头，吸收农民存款，发放贷款。

初衷是好的，但搞着搞着就变味了。

有些地方的管理极为混乱。贷款不考察信用，不核实用途，也不需要抵押，全凭关系、凭人情、凭嘴皮子往外放。县里、乡镇的部也从中借款，数额不小。放出去的钱收不回来，存进来的钱到期兑付不了，窟窿越捅越大，入不敷出。到1998年年底，全国不少地方的基金会都出了大问题，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挤兑事件，老百姓围堵乡镇政府，局面一度失控。

中央果断出手，先是发布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1999年初又正式下文，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清理整顿农村基金会和储金会，该关闭的关闭，该合并的合并，该清退的清退。省里、市里逐级下文，层层布置，到了县里，就是具体落实的最后一环。

谢鸣从会上了解到，双溪县的情况在全省来说不算最严重，但也绝不算轻松。全县二十多个乡镇，几乎每个乡镇都有基金会或储金会，涉及几千户农民的存款，总额加起来有两三千万。更麻烦的是，这些钱有不少已经放出去了，放款对象涉及方方面面，有经商的、有办厂的、有搞养殖的，还有不少乡镇部和村部。

钱放出去容易，要收回来就难了。

动员大会结束后，领导小组办公室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局三楼，占了两间大办公室，一共抽调了十六个人，谢鸣是其中之一，负责协调督查，就是上传下达、催报进度、跟踪落实。

办公室主任是县政府办副主任程伟，五十出头，瘦高个，戴着一副老式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很有条理。他会上布置了近期的工作任务，明确了分工，强调了工作纪律，最后说了一句：“同志们，‘两会’清理整顿工作，是当前全县的中心工作之一，时间紧、任务重、情况复杂。大家要有打硬仗的准备。”

散会后，谢鸣回到办公室，把会上发的文件和材料翻了一遍。政策的框架很清晰——关门停业、清产核资、追收欠款、兑付存款，分阶段进行，目标是既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又要保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但他看着那些文件，总觉得心里没底。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几千户农民的钱，不是靠读文件就能兑付的。几十万、上百万的欠款，不是靠开会就能收回来的。

他坐在办公桌前，把那些文件看了又看，手里的笔转了一圈又一圈。

方志鹏从他旁边路过，停下来看了一眼：“谢科长，看文件呢？‘两会’那个事？”

“嗯，刚开完会。”谢鸣说。

方志鹏压低声音：“这个事不好搞。我听说有些乡镇的基金会，账目乱得一塌糊涂，贷款放出去收不回来，存款兑付不了，老百姓已经有人在串联了，闹起来就是大事。”

谢鸣点了点头。他知道方志鹏说的是实情。

方志鹏又说：“你是负责协调督查的，这个位置不好。催紧了，乡镇说你不体谅基层；催松了，县里说你工作不力。尺度怎么把握，你得自己想清楚。”

谢鸣看了他一眼，笑了笑：“方科长，你说得对，我得多想想。”

方志鹏走后，谢鸣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上的光灯看了好一会儿。

他想来想去，觉得这件事光靠自己闷头看文件、琢磨政策，是想不明白的。他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给他指指路。谁最有经验呢？他想到了罗淑芳。

罗淑芳在县里了二十多年，妇联、老局，虽然都不是经济部门，但她是本地人，门路广、人头熟、见得多。更重要的是，谢鸣信任她，她也愿意点拨他。

一个念头冒出来：回老局看看。

第二天下午，谢鸣处理完手头的事，跟赵长河请了个假，骑上自行车往老局去了。

从县委大院到老局，骑车不过十来分钟的路。这条路线谢鸣太熟悉了，去年夏天他每天骑着车在这条路上来回，那时候他还是老局的一个普通事，每天的都是些跑腿填表的琐碎活儿。那时候他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恨不得马上做出一番事业来；现在回头一看，半年多的时间，他已经换了两个单位，县委办的节奏比老局快了不知多少倍，他却开始怀念那段慢悠悠的子了。

老局的门脸还是老样子，灰色的小楼，铁门半开着，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双溪县老部管理局”几个字，油漆有些脱落了，露出底下的木板。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已经抽了新芽，嫩绿的叶子在春风中轻轻摇摆。

谢鸣把自行车停在院子里，上了楼。

走廊里还是那种熟悉的味道——旧报纸、搪瓷茶杯、保温瓶里散出的热蒸汽，混在一起，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安逸感。路过一间办公室，门半开着，里面传出收音机的声音，有人在听京剧，咿咿呀呀的，跟一年前一模一样。

他先去了彭国梁的办公室。

彭国梁正翘着腿看报纸，嘴里叼着一烟，烟雾袅袅地往上飘。听见敲门声，抬起头，看见是谢鸣，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烟差点从嘴里掉下来。

“哟！这是谁啊？县委领导！”彭国梁把烟掐了，站起来，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故意做出肃然起敬的样子，“谢科长，不不不，县委办的大秘，今天怎么有空莅临老局指导工作啊？”

谢鸣被他逗得哭笑不得：“老彭，你少拿我开涮。什么县委领导，我就是个跑腿的。”

“跑腿的？省报发文章，省委办公厅上门找你，你跟我说你是跑腿的？”彭国梁拍了拍他的肩膀，把他按到椅子上坐下，自己也在对面坐下，翘起二郎腿，“我说谢领导，你这是在寒碜我们老局啊。我们在老局待了一辈子，连省城都没去过几趟，你倒好，半年不到，省报、省委办公厅，全来了。你说你是不是来气我们的？”

谢鸣笑着摆手：“老彭，你再这么说我就走了啊。”

“别别别，开玩笑的。”彭国梁伸手到抽屉里翻出一包烟，抽出一叼在嘴上，又抽出一递给谢鸣，谢鸣摆摆手没接，他就自己点上，吸了一口，眯着眼睛看谢鸣，“说吧，回来什么事？是不是‘两会’那个事？”

谢鸣有些意外：“你怎么知道的？消息传得这么快？”

“不是消息传得快，是我猜的。”彭国梁翘起二郎腿，手指夹着烟在空中比划了两下，“全县上下都知道你是‘两会’办的成员，昨天动员大会开了，今天就跑回老局来——你是来找罗局长的吧？”

谢鸣笑了笑，没否认。

彭国梁站起来，把桌上的烟灰缸倒净了，重新坐下，弹了弹烟灰，压低声音：“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两会’那个事，不好搞。你知道咱们县那些基金会、储金会的钱都去了哪里？”

谢鸣说：“文件上说，主要是贷款放出去收不回来。”

“贷款放出去收不回来——这话没错，但不是全部的真相。”彭国梁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来，烟雾在两人之间散开，“有些钱是借出去了，借给谁了？借给乡镇部、村部、乡镇企业了。这些借款人有的是真没钱还，有的是有钱不还，有的是本找不到人了。还有一笔，是被挪用了。”

谢鸣皱了皱眉：“挪用？”

彭国梁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你想想，一个乡镇的基金会，钱是谁管的？账是谁做的？谁有权批贷款？这个链条上的人，有几个经得起查？”

谢鸣沉默了。他听懂了彭国梁的意思。

“所以我才来找罗局长。”谢鸣说。

彭国梁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烟灰，说：“她在办公室，你直接去。见了罗局长别绕弯子，她不喜欢那一套。你在老局待过，应该知道她的脾气，你跟她直来直去，她反而高兴。”

谢鸣上了楼，走到罗淑芳的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

“进来。”

推门进去，罗淑芳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看得仔细。听见门响，抬头一看，愣了一下，随即把老花镜摘了，放在桌上，上下打量了谢鸣一番，嘴角慢慢翘起来。

“小谢？你回来什么？是不是在县委办受了委屈，想回老局养老？”罗淑芳的语气听起来严厉，但眼神是温和的。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眼睛始终没离开谢鸣的脸，像是在看自己的孩子有没有长高、有没有胖。

谢鸣笑着说：“罗局长，我在县委办挺好的。就是最近县里清理整顿‘两会’，我被抽调到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这事我没经验，心里没底，专门回来请教您来了。”

罗淑芳听了这话，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前，目光在谢鸣脸上停了好一会儿。她看人的时候喜欢抿着嘴，嘴角往下撇，看起来像是在生气，其实是在认真思索。

“你小子倒是会找人。”罗淑芳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吧。”

谢鸣坐下。罗淑芳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开始说话，不是对他说话，倒像是在自言自语：“‘两会’这个事，我说不太清楚。我在妇联了大半辈子，不是搞经济的。但这个事我不跟你装懂，没搞过就是没搞过。不过我在县里待了几十年，人见过不少，事也经过不少，有些门道还是能看出一点的。”

谢鸣认真地听着。

罗淑芳放下茶杯，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她说话的语气变了，没有刚才那种闲聊的随意，而是多了几分严肃和认真。

“小谢，我跟你说了，别的不敢说，‘两会’这个事我不懂，我只懂做人做事的道理。你被抽调到领导小组办公室，说明县里对你能力是认可的，这是好事。但你要把握住分寸，对上不能应付，对下不能跋扈，对左右不能生分。你这个位置，说到底是做协调的，不是做决定的。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要自作主张。你自己心里要有数。”

谢鸣听了，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来之前以为罗淑芳会跟他讲“两会”的具体政策、具体做法，没想到她讲的全是做人做事的道理。但这些道理，比他想要的任何具体方法都管用。

“罗局长，‘两会’这个事，我确实是心里没底。刚接触，政策还吃不太透。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先多听多看多请示，稳住了再出手。”

罗淑芳看了他一眼，嘴角终于翘上去了。那是她满意时的表情，谢鸣在老局时就见过很多次，从来只对得漂亮的下属才会露出。

“你这孩子，一点就透。”罗淑芳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他，“小谢，你在县委办要多加小心。秘书科那个地方，人多嘴杂，关系复杂。你年纪轻，升得太快，有人不高兴。这个不高兴的人，不只是一两个。”

谢鸣沉默了一下。

罗淑芳转过身来，没有看他，盯着窗外的老槐树又看了一会儿，语气平得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知道为什么你的人事关系还在老局吗？”

谢鸣愣了一下。他调去县委办秘书科当副科长，按说人事关系应该转到县委办，但胡一民确实还没提过这事，他也没问过。

“胡主任没说。”谢鸣如实答道。

罗淑芳走回桌前坐下，双手平放在桌上，语气不紧不慢：“胡主任是在替你省麻烦。你的编制在老局，人家就把你当老局的人，不会把你当成抢饭碗的。等你在县委办站稳了，过了这个风口，再转也不迟。胡主任这个人，心思细，他是真替你着想。”

谢鸣点了点头。他对罗淑芳的判断向来深信不疑。她见过的风浪比他吃过的盐还多，她说胡一民好，那胡一民就是真的对他好。至于谁说胡一民坏话，他不在意。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罗淑芳问了问他在县委办的工作情况，问了问他父亲的病好了没有、母亲的身体怎么样。谢鸣一一说了。罗淑芳听完，往椅背上一靠，双手交叉在前，语气缓和了下来：

“小谢，你在石桥村搞土地延包，在秘书科写材料，在省报发文章，省委办公厅来人找你——这些事情，一件一件，都有人在看着。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厉害，你运气好。没有蔡书记赏识你，没有李延平同志路过石桥村，没有乔记者给你写报道，你做得再好，谁看得见？”

谢鸣想起苏志国送他的那本书，扉页上那八个字——“学以致用，不失本心。”今天罗淑芳跟他说的这番话，和那八个字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做好自己的事，但不能只做事不看路；要有能力，也要会做人。

他站起来，鞠了一躬：“罗局长，谢谢您。我会记着您的话。”

罗淑芳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像是欣慰，又像是忧虑。

“好了，滚吧。别在老局待太久，让人看见不好。”罗淑芳挥了挥手，语气恢复了那种熟悉的严厉，“你现在是县委办的人了，老往老局跑，人家以为你在老局拉帮结派呢。回去了跟彭国梁打声招呼就走，别一个个办公室乱串，没大没小的。你走了以后我过得清净多了——你是不知道，你走了以后这楼道里安静了好一阵，彭国梁那家伙吃饭都不香了，老说食堂的菜没以前好吃，我看就是舍不得你。”

谢鸣被她最后一句话逗笑了，笑着出了门。

在走廊上，他碰见了陈敏。陈敏正端着一盆水从水房出来，看见谢鸣，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把盆子往地上一放，拿围裙擦了擦手。

“小谢？怎么回来了？”陈敏上下打量着他，伸手拍了拍他胳膊上的灰，像是母亲在收拾放学回家的孩子，“瘦了点，但精神好。县委办那地方压力大吧？是不是天天熬夜写材料？我跟你说，晚上别光写材料，多吃点饭。”

“陈姐，我挺好的。您这盆水端着去嘛？需要帮忙吗？”

陈敏摆了摆手，端起盆子，压低声音说：“别在这儿站太久，让人看见不好。你现在是县委办的人了，老在老局晃悠，人家以为你要回来抢我位子呢。我跟你说，我这个位子，给一个县委书记我都不换，天天织毛衣多自在。”

谢鸣被她逗笑了，连说了几声谢谢，转身下了楼。

他推着自行车出了老局的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灰色的小楼，半开的铁门，门卫老刘在传达室里打盹，收音机里还在唱京剧。

他没由来地觉得这个地方真好。真好。

他在那站了十几秒钟，才骑上车走了。

回到县委大院，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谢鸣把车停好，上楼回了办公室。他没有急着下班，而是坐在桌前，把下午罗淑芳跟他说的话在心里过了一遍。

他从抽屉里拿出那本《围城》，翻了翻扉页，在最新一行“一九九九年四月一，省委办公厅来电话，李延平同志调阅石桥村土地延包材料”的下面，又写了一行：

“一九九九年四月七，回老局看望罗局长。罗局说：对上不能应付，对下不能跋扈，对左右不能生分。”

写完之后，他合上书，关了灯，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很暗，只有楼梯口的灯亮着，昏黄昏黄的。

他走下楼，走出县委大院。门卫老吴正在看报纸，打了个哈欠：“小谢，又加班？”

“加了一会儿班，吴叔。”

“年轻人，别太拼了。”老吴说着，又低下头继续看报纸。

谢鸣笑了笑，推门出去。四月的夜风已经不凉了，吹在脸上软软的、暖暖的，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花香。路边的法桐叶子已经全展开了，绿油油的，在手电筒的光照下像是一把把透明的小扇子。他慢慢地骑着车，脑子里反复琢磨着罗淑芳说的话。

他回到宿舍，洗了脸，躺在床上。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得满屋子都是银白色的光。他想起了罗淑芳说的胡一民替他省麻烦的事，想起了陈敏说的那些话，想起了老局那棵老槐树在春风中摇摆的样子，想起了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京剧。

他还想起了明天要的事——“两会”办公室的第一份督查通报要起草，各乡镇的进度报表要汇总，程伟还等着他的报告。

事情多着呢。

他翻了个身，闭了眼睛。外面有人在放电视，声音不大，听不清在放什么节目，只听得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忽高忽低的，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谢鸣听了一会儿，也没听明白，就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