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蔡培生对谢鸣写的那份发言稿很满意。

满意到什么程度呢？满意到在市里的农业农村工作会议上，他脱稿发挥了一段，讲的正是石桥村余老四那个“出去打工三年回来娶媳妇”的故事。市里其他县区的头头脑脑们在台下笑得前仰后合，苏远达书记当场了一句话：“培生同志，你们双溪县这个典型抓得好，有血有肉，不是花架子。”

蔡培生回来后，在书记办公会上提了一句：“秘书科那个小谢，材料写得可以。”

这话传到胡一民耳朵里，胡一民又传到赵长河耳朵里，赵长河再传到秘书科的时候，已经变成了“蔡书记说了，小谢是个好苗子，要重点培养”。

方志鹏听了这话，笑着拍了拍谢鸣的肩膀：“谢科长，厉害啊，蔡书记都点名了。”笑容很真诚，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何永贵也抬起头看了谢鸣一眼，嘴角扯了一下，不知道是笑还是什么，然后低下头继续写他那份永远写不完的材料。

三月中旬，春耕在即。

双溪县是农业大县，春耕生产是每年开春的头等大事。县里要召开春耕生产动员会，蔡培生要下去调研几个乡镇，掌握第一手情况，在会上好讲话。

“小谢，明天跟我下乡。”赵长河在下班前通知谢鸣，“蔡书记要去黄沙岭、双溪镇、石桥乡三个乡镇看春耕备耕情况，你跟着去，做记录，回来写个调研报告。”

谢鸣心里一动。蔡培生下乡调研，带的是县委办的人，但点名让他跟着——赵长河没说，但谢鸣猜，这应该是蔡培生的意思。

“赵科长，我准备一下。”谢鸣说。

“准备什么？笔记本、笔，别的不用。下乡又不是相亲，不用穿新衣服。”赵长河说完，自己先笑了。

第二天一早，谢鸣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夹克——不是新买的，是去年毕业时买的那件，洗过几次，颜色已经有些发白了，但看着还算整洁。皮鞋擦了两遍，把彭国梁借给他的那双穿上了。

他和蔡培生的秘书顾晓东坐在同一辆车上。顾晓东三十出头，瘦高个，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像是个教书先生。他的办公室在四楼，紧挨着蔡培生的办公室，中间隔了一道门，蔡培生有什么事叫一声他就能听见。

谢鸣跟他接触不多，只知道他是省城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今天坐在一辆车上，谢鸣便主动找了个话题。

“顾秘书，你也是学中文的？”

“中文系的。”顾晓东笑了笑，“比你高几届。”

“那你是师兄了。”谢鸣说。

顾晓东摆了摆手：“不是一个学校的，校友算不上，同行倒是真的。你是省城大学的，我是师范学院的，两码事。”

两人聊了一路。顾晓东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在点子上。他问了谢鸣在石桥村的工作情况，又问他大学学什么方向。谢鸣说现当代文学，顾晓东说他也喜欢现当代，毕业论文写的是沈从文。

“沈从文？”谢鸣来了兴趣，“我毕业论文写的是‘出走与回归’，也用了沈从文的例子。湘西世界里的乡土情怀，说到底就是对土地的情感。”

“你一个学中文的，跑到基层搞土地延包，倒也不算跨界。”顾晓东说，“沈从文写湘西，你搞土地延包，都是在跟土地打交道。只不过他用笔，你用政策。”

谢鸣心想，这个顾秘书确实不一般，几句话就把他的经历和兴趣串在了一起。

车子先到了黄沙岭乡。

霍玉贵和谭永华已经在乡政府门口等着了。霍玉贵今天穿了一身深蓝色的西服，头发打了摩丝，梳得一丝不苟。谢鸣注意到他的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跟黄沙岭那条土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蔡培生下了车，没有进屋，站在院子里就说：“老霍，不坐了，直接去看地。春耕备耕怎么样？种子、化肥、农药，都到位了没有？”

霍玉贵一边跟着走一边汇报：“蔡书记，种子都备齐了，县农业局调配的杂交稻种，到了八成，剩下的这几天就到。化肥还差一点，主要是的问题，已经跟信用社协调了，贷款马上下来。”

“老百姓自己的准备呢？”蔡培生问。

“大部分农户都开始整地了。今年雨水好，墒情不错，只要种子化肥到位，清明前后就能大面积秧。”

蔡培生没有接话，大步往田埂上走。谢鸣跟在后面，脚下踩着一尺宽的田埂，一边走一边在笔记本上记。霍玉贵说的那几个数字，他记了下来——种子到位率八成，化肥缺口百分之十五，信用社贷款二十万。

田里有人在忙活。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正赶着牛犁田，黑牯牛走得慢吞吞的，犁铧翻开黑油油的泥土，散发出一股湿的、带着草气息的味道。蔡培生在田边停下来，蹲下身子，抓起一把翻开的土，捏了捏，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

“老把式了，这田犁得好。”蔡培生站起来，朝那老汉喊了一声，“老哥，歇一会儿，抽烟！”

老汉把牛吆喝住，走过来，在裤腿上擦了擦手，接过蔡培生递过去的烟，叼在嘴上。谢鸣掏出打火机，凑上去帮他点着了。

“你哪个？”老汉眯着眼看蔡培生，不认识。

“我是县里来的，姓蔡。你这田犁了几遍了？”

“两遍了。再犁一遍，撒了肥，耙平了，就能秧了。”老汉吸了一口烟，很享受地眯起眼睛，“今年雨水好，只要不闹虫灾，收成应该不错。”

“种子化肥都备齐了？”

老汉的脸色暗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备齐了备齐了。”

蔡培生没有追问，但谢鸣注意到他看了霍玉贵一眼。霍玉贵的表情有些不自然，嘴张了张，没说什么。

一行人又走了几户，谢鸣一直在旁边记录。他注意到一个问题：凡是霍玉贵提前打过招呼的农户，都说“备齐了”；凡是随机碰上的农户，都说“还差点”。这说明基层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不能光听汇报，还得看实情。

蔡培生显然也注意到了。他没有当场说什么，但上车之后，对霍玉贵说了一句：“老霍，化肥的问题要抓紧。老百姓嘴上不说，心里着急。你是农民出身，应该懂这个道理。”

霍玉贵的脸红了，连连点头。

第二站是双溪镇。双溪镇是城关镇，县委县政府就在镇域范围内，从县城的主街开过去，穿过两条马路，十来分钟就到了镇政府。谢鸣的老家虽然在镇下面的村里，但跟镇政府不在一个方向，车队没有经过那边。

双溪镇的党委书记叫周士良，四十出头，方脸大耳，说话中气十足。他跟霍玉贵不一样，霍玉贵在黄沙岭那种穷地方待久了，说话做事都带着一股子小心翼翼的劲儿；周士良不一样，双溪镇是城关镇，全县最好的地、最多的钱、最肥的差事都在他手里，他说话的底气都比别人足三分。

“蔡书记，我们双溪镇的春耕备耕工作，可以概括为三个‘早’——早部署、早行动、早落实……”周士良跟在旁边，滔滔不绝地汇报。

蔡培生没有打断他，但也没有认真听。他走到一片已经整好的水田边，看了好一会儿，忽然转过头来，问了一句：“老周，这片地是谁家的？”

周士良愣了一下，叫来村部。村部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蔡书记，这片地是谢成林家的。”

谢鸣心里猛地跳了一下。

蔡培生“哦”了一声，问：“谢成林是什么人？”

“本地的老农户，种了一辈子地。”村部说。

蔡培生没有再问，转身走了。谢鸣跟在后面，心跳慢慢平复下来。他不知道蔡培生是随意一问，还是知道了什么——应该不会，谢成林就是一个普通农民，跟县委书记八竿子打不着。

第三站是石桥乡。不是石桥村，是石桥乡——黄沙岭乡隔壁的一个乡镇，名字相近，但地形和人口都不一样。石桥乡的党委书记叫崔大勇，四十多岁，黑脸膛，嗓门大得像打雷，说话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他带着蔡培生去看了一个新建的蔬菜大棚基地，说是县里扶持的扶贫，占地五十亩，投了八十多万，今年就能见效益。

蔡培生在基地里转了转，问了几句话，没有多说什么。但谢鸣注意到，那些大棚的塑料薄膜有不少已经破了洞，风一吹就呼呼地响，里面的菜苗稀稀拉拉的，长势不好。他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

一天跑下来，谢鸣的本子上记了十几页。不仅是数据和情况，还有他的观察和思考。比如，黄沙岭乡的化肥缺口，表面上看是资金问题，子上是信用社的贷款政策太死板，农民没有抵押物，贷不到款。比如，石桥乡的大棚基地，投入了八十多万，但技术跟不上，管理也跟不上，效益堪忧。比如，双溪镇周士良的汇报，听起来头头是道，但仔细一琢磨，全是空话，没有实质内容。

这些观察，他没有跟任何人说，但都写进了笔记本里。

回到县城，已经是傍晚了。谢鸣在办公室把一天的记录整理了一遍，准备写调研报告。刚坐下来，桌上的电话响了。

“喂？谢科长吗？我是乔玉莲。”

谢鸣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打电话来。上次她来采访之后，两人就没再联系过。

“乔姐，你好。有什么事吗？”谢鸣说。

“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乔玉莲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比见面时更柔和一些，“我们农村部的主任让我再找一篇关于土地延包的稿子，上次石桥村那篇反响不错，想再做一个后续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选题？”

谢鸣想了想，说：“乔姐，我今天刚好跟蔡书记下乡调研春耕，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延包之后农民种地的积极性确实提高了，但春耕生产中还有不少实际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切入，应该能写一篇有深度的稿子。”

乔玉莲来了兴趣：“你具体说说。”

谢鸣把今天下乡的所见所闻大致说了一遍，没有提具体的地名和人名，只说了现象和问题。乔玉莲听得认真，不时在电话那头“嗯”一声，偶尔话问一两个细节。

“小谢，你这个选题不错。这样，你先写一篇通讯稿出来，不用太长，两千字左右，以县委书记下乡调研春耕为线索，把延包之后农村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写好了先给你领导看看，领导同意了再发给我。”乔玉莲说。

“乔姐，署名的规矩我不太懂，是光署我的名字，还是——”

“你写你署，咱俩联名。你是通讯员，我是记者，这是规矩。”乔玉莲说，“你抓紧写，写完了先内部走流程，别急着发。你们县委办的规矩我懂，不经过领导点头的东西，谁也不敢往外拿。”

“我知道了，乔姐。我写好了先给领导看，同意了再联系你。”

“行，我等你的消息。”

挂了电话，谢鸣坐在桌前想了一会儿。给省报写稿子，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稿子写好了，是给县里争光，也是给蔡培生脸上贴金；稿子写砸了，或者写了什么不该写的东西，那麻烦就大了。

他决定先把稿子写出来，然后按程序上报。至于领导同不同意发，那是领导的事，他不能替领导做主。

他翻开笔记本，开始写稿子。他没有用官方语言，而是用一种介于新闻通讯和散文之间的笔调，把今天下乡的所见所闻写了出来。他写了田里的黑牯牛，写了老汉接烟时粗糙的手指，写了塑料薄膜破洞后呼呼的风声，写了信用社贷款难的无奈，也写了农民对土地的期盼和对收成的信心。

他写了一个多钟头，写了一千八百多字，又改了两遍，删了一些太文艺的句子，加了一些数据和事实。定稿之后，他读了一遍，觉得既不是官样文章，也不是文学创作，而是一个基层部的真实记录。

第二天上午，他拿着稿子去了四楼，找到顾晓东。

“顾秘书，有个事想跟你汇报一下。”谢鸣把稿子递过去，“中南报的乔记者约我写一篇关于春耕生产的通讯稿，我昨晚写了一篇，里面提到了蔡书记昨天调研的一些情况。稿子还没发，想先请蔡书记看看，如果觉得不合适，就不发了。”

顾晓东接过稿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的时候眉头微微皱着，看完了眉头舒展开来。

“小谢，你这篇稿子写得不错。”顾晓东把稿子放在桌上，“你等一下，我拿给蔡书记看看。”

顾晓东拿着稿子，推开了隔壁蔡培生办公室的门。

谢鸣站在走廊里等。四楼的走廊比三楼安静得多，铺了地毯，走路没有声音。墙上挂着几幅字画，都是县里书法家的作品，内容不外乎“勤政为民”“清风正气”之类。他看了几眼，没有太在意。

过了大概一刻钟，顾晓东出来了。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微妙的表情，似笑非笑。

“蔡书记看了。”顾晓东把稿子还给谢鸣。

“他说什么？”

“他说——”顾晓东停顿了一下，“他说‘小谢这个同志，不光材料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让他们发。’他还说了一句，‘那个老汉抽烟的细节写得好，很生动。还有那句“土地延包让农民吃了定心丸，但定心丸不是万能药，春耕生产中的实际困难还得一件一件解决”，这是实在话，不是套话。’”

谢鸣点了点头，把稿子收好。

顾晓东拍了拍他的肩膀：“小谢，以后这种事，先拿给领导看，领导点了头再往外发。这个规矩不能破。”

“我明白，顾秘书。这次是先请示了再发的。”

“这就对了。”顾晓东说，“你去吧。”

当天下午，谢鸣把稿子拿到秘书科的传真机上，拨了乔玉莲报社的传真号码，把稿子传了过去。稿纸从传真机里慢慢吐出来的时候，他盯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传真发完，他给乔玉莲打了个电话。

“乔姐，稿子传过去了。蔡书记看了，同意发。”

“这么快？”乔玉莲有些意外，“你们蔡书记倒是开明。行，我收到了，我们主任看了再跟你联系。”

第二天，乔玉莲打来电话。

“小谢，稿子我们主任看了，说可以发，安排在‘基层传真’栏目，下周三见报。署名就是你和我，你是通讯员，我是记者。”

“谢谢乔姐。”谢鸣说。

“别谢我，是你自己写得好。”乔玉莲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对了，以后有什么好线索，随时给我打电话。你这个笔头子，不用可惜了。不过记住了，先走你们内部的程序，别自己往外捅。”

“我知道了，乔姐。”

电话挂了。谢鸣把话筒放回去，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办公楼里的人陆续走了，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电灯的嗡嗡声。

他把那本《围城》从抽屉里拿出来，翻了翻扉页，在最新一行“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六，在县委大院台阶上遇见张静芳”的下面，又写了一行：“一九九九年三月十八，随蔡培生下乡调研春耕。写通讯稿，与乔玉莲联名，蔡书记同意发表。”

写完之后，他合上书，关了灯，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很暗，只有楼梯口的灯还亮着，昏黄昏黄的。谢鸣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一下一下的。

他走出县委大楼的时候，门卫老吴正在看报纸。老吴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打了个哈欠：“小谢，又加班？”

“加了会儿班，吴叔。”

“年轻人，别太拼了。”老吴说着，又低下头继续看报纸。

谢鸣笑了笑，推门出去。县城的夜风还是凉的，吹在脸上像薄薄的刀片，不疼，但冷。他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往宿舍的方向走。

路边的法桐已经冒出了新芽，嫩嫩的、黄黄的，在手电筒的光照下像是透明的一样。他停下脚步，看了一会儿那些新芽，忽然觉得这个春天好像来得比去年早。

去年这个时候，他还在大学里写毕业论文，每天泡在图书馆里翻那些泛黄的旧书。今年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了半年多工作的基层部，搞过土地延包，写过县委书记的发言稿，马上就要在省报上发表文章。

变化真大。

他继续往前走，脚步声在空旷的街道上显得格外清晰。走了百来米，忽然听到身后有汽车的声音，回头一看，一辆黑色的桑塔纳从他身边开过去，车窗半开着，里面传出了笑声，有男有女，听起来很热闹。

车子开得很快，尾灯的红光在夜色中拖出一道长长的尾巴，在黑暗中扭动了几下，就消失了。

谢鸣看着那个方向，站了几秒钟，然后继续往前走。

他加快脚步，往宿舍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