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十一月的双溪县，秋收刚过，田野里只剩下齐刷刷的稻茬，在灰蒙蒙的天底下延伸向远方。
失恋这件事，在县城里是藏不住的。
谢鸣以为只要自己咬紧牙关不吭声，子就能照常过下去。但他低估了小地方的人际传播速度。老局十几个部职工，加上家属，加上家属的同事和朋友，不到一个星期，全县城体制内的人都知道了一件事：老局新来的那个大学生，被张国庆的女儿甩了，人家嫁给了杨成海的儿子。
消息传到谢鸣耳朵里的时候，已经不知被添油加醋了多少遍。有人说他在老局天天以泪洗面，有人说他跑去张家闹事被赶出来了，还有人说他在大学里就有精神病，毕业了才分到老局来“疗养”的。
谢鸣听到最后一个版本的时候，居然笑出了声。
“疗养？”他端着搪瓷茶杯，对彭国梁说，“彭主任，我这待遇不错啊，二十二岁就开始疗养了，比老部还提前了三十年。”
彭国梁被他的反应弄得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笑完又觉得不对，赶紧收住，拍了拍他的肩膀：“小谢，你要是难受，就说出来，别憋着。”
“我不难受。”谢鸣说，“就是觉得好笑。”
他没有说谎。他确实觉得好笑，不是苦笑，是真的觉得这些事情荒诞得好笑。一个男人的痛苦，在小县城里居然能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被人嚼来嚼去，嚼成各种稀奇古怪的形状。这让他想起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马孔多小镇上的人也是这样的，什么事都藏不住，什么事都会被放大，什么事最终都会变成传说。
但笑归笑，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还是睡不着。
他试过喝白酒。谢成林从镇上托人带了两瓶散装白酒上来，说是自己酿的，后劲大。谢鸣倒了一杯，一口闷下去，辣得眼泪直流，咳嗽了半天，脑子反而更清醒了。他又倒了一杯，这次慢慢喝，一边喝一边坐在窗前看外面的县城。十一月的夜晚没有月亮，天幕像一块脏抹布，零星地缀着几颗黯淡的星。远处的山脊线在夜色中若隐若现，像是有人用墨笔在宣纸上随意勾勒了几笔。
他喝完第二杯，又倒了第三杯。三杯下去，胃里翻江倒海，他跑到厕所吐了一回，吐完趴在水池边喘了好一会儿，抬头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脸，眼睛红红的，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看起来像老了五岁。
“你他妈真没出息。”他对镜子里的自己说。
然后他洗了脸，刷了牙，回到床上，翻来覆去地滚到凌晨三点，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里全是漓江的水，绿得发黑，他站在水中央，怎么都走不到岸上。
十一月七号，杨成海儿子杨志军和张静芳结婚的子。没有登报，没有大大办，就是两家人吃了顿饭，走了个过场。杨成海在县委办副主任的位置上坐了三年，知道这种事情越低调越好。
谢鸣那天请了假，没有去上班。他不想让别人看见他的脸色，更不想听那些假惺惺的安慰。他一个人在宿舍里待了一整天，把那本《围城》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又翻了一遍。方鸿渐的狼狈，孙柔嘉的算计，赵辛楣的通达——以前读的时候觉得是小说，现在读的时候觉得是刀子。
晚上彭国梁来了，带了一袋子卤菜和几瓶啤酒。他没提结婚的事，只是招呼谢鸣坐下吃。两人就着卤菜喝了两个多小时的啤酒，聊的都是单位里的闲事。哪个老部又跟儿媳妇吵架了，哪个老部的医药费还没报下来，罗淑芳上个星期去县里开会跟财政局的人拍了桌子。
彭国梁喝到第三瓶的时候，话多了起来，舌头也开始打结。他拍着谢鸣的肩膀，含混不清地说：“小谢，你听哥一句劝，女人嘛，到处都是。你一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还怕找不到老婆？”
谢鸣笑了笑，没接话。
“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往外传。”彭国梁压低声音，脖子往前一伸，“我当年在乡镇的时候，看上了一个姑娘，供销社的，长得那个水灵。我追了人家大半年，结果人家嫁给了工商所的一个小子。我当时气得差点没从桥上跳下去。”
“后来呢？”谢鸣问。
“后来？后来我调回县城了，认识了现在的老婆，子也过得好好的。那供销社的姑娘呢，工商所那小子后来下岗了，两口子去了南方打工，听说过得也不咋地。”彭国梁说到这里，自己笑了起来，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你说这事儿邪不邪门？当年我觉得天都塌了，现在想想，不就是个女人嘛。”
谢鸣端起啤酒杯，跟他碰了一下：“谢谢彭主任。”
“谢什么谢，你以后少叫我彭主任，听着生分。”彭国梁大手一挥，“叫老彭，或者叫哥。”
“那不行，该叫什么叫什么。”谢鸣笑着说，“我还指着你年底评优的时候帮我说句话呢。”
彭国梁被他逗得哈哈大笑，笑声在狭小的宿舍里回荡，震得灯泡都晃了几下。
子就这么一天天地挨过去。
谢鸣白天上班，晚上看书，周末回镇上帮父母农活。他跟谁也不提张静芳的事，别人提了他也不接茬，只是笑笑就过去了。慢慢地，大家也就不提了。县城里每天都有新鲜事，谁家生了孩子，谁家买了摩托车，谁跟谁在酒桌上吵起来了，这些事都比一个失恋的大学生更有嚼头。
谢鸣以为自己的生活会这样平淡下去，直到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他在《人民报》上看到了一条消息。
那天的报纸是罗淑芳放在会议室桌上的，谢鸣去收拾的时候随手翻了翻。头版头条是关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篇报道，中央要求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报道的措辞很重，用了“重大决策”“关系农村稳定”“关系国家基”这样的字眼。
谢鸣把报纸拿回办公室，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
他是农村出来的，土地这件事对他意味着什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双溪镇的那些乡亲，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忙到头，不就是指着那几亩地活着吗？地要是动摇了，人心就动摇了。中央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台这个政策，用意很深。
他又翻了翻后面的版面，看到省里已经下发了文件，要求各地在明年春耕前完成土地延包工作。文件里用了“重中之重”“一把手工程”这样的词，说明省里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已经到了最高级别。
谢鸣放下报纸，陷入了沉思。
他隐约感觉到，这是一个机会。不是说他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他需要一个出口。老局的子太平淡了，平淡到让他觉得自己像一潭死水，每天都在重复前一天的内容，没有任何波澜。他需要去一个能让他忙起来、累起来、甚至苦起来的地方，只有这样，他才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不该想的事。
他去找了罗淑芳。
罗淑芳听完他的话，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上轻轻地敲着，好一会儿没说话。
“你想下乡？”她问。
“土地延包是当前的重点工作，全县都要动起来，我想报名参加工作组。”谢鸣说，“我大学学的是中文，但我是农村出来的，对土地的事情不陌生。下去之后写材料、做记录、跟老百姓打交道，我都能。”
罗淑芳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她在体制内混了半辈子，见过各种各样的年轻人，有想上进的，有想混子的，有想找关系的，但像谢鸣这样主动要求去啃硬骨头的，确实不多。
“你可想好了，”罗淑芳的语气严肃起来，“下乡蹲点不是闹着玩的。吃住在村里，条件差，事情多，老百姓的工作不好做，上面催得又紧。你在老局虽然平淡，但好歹在县城，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下去了，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罗局长，我想好了。”谢鸣说，“年轻的时候不吃苦，什么时候吃苦？”
罗淑芳盯着他看了几秒钟，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有赞许，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心疼。她说：“行，既然你有这个心，我帮你问问。县里确实在组织工作组，各乡镇都在要人，我们老局应该也有名额。不过我得提醒你，下去了就得把事办好，别给我们老局丢人。”
“罗局长放心，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罗淑芳办事效率很高，第二天就给了谢鸣答复。县里成立了土地延包工作领导小组，下面设了十几个工作组，每个组负责一个乡镇，每个乡镇再分若小分队包村。老局分到了一个名额，去的是全县最偏远的黄沙岭乡。
“黄沙岭？”彭国梁听到这个名字，脸都变了，“罗局长，你让小谢去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那是全县最穷的乡，离县城六十多公里，一半是山路，骑摩托车都要两个多小时。”彭国梁转向谢鸣，“小谢，你知不知道黄沙岭什么情况？去年有个部下去蹲点，待了一个星期就跑回来了，说那地方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你去那儿？”
“去。”谢鸣说。
彭国梁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看了看罗淑芳，又看了看谢鸣，最后叹了口气：“行吧，你年轻，扛得住。不过我跟你说，那个地方是真穷，老百姓说话你也听不懂，那边的土话跟县城不一样，拐着弯儿的。”
谢鸣笑了笑：“听不懂就学，总不能比英语还难学。”
彭国梁被他噎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笑完又摇着头说：“你小子，我是服了你了。”
十一月下旬，县里开了土地延包工作动员大会。
会场设在县委礼堂，能坐三百多人的大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谢鸣跟着罗淑芳去的，坐在靠后的位置上。主席台上坐了一排人，最中间的是县委书记蔡培生，五十出头的年纪，浓眉大眼，说话声音洪亮，带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威严。
蔡培生的讲话不长，但每一句都掷地有声。他强调土地延包是当前全县的中心工作，各级各部门要把这项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谁在这个问题上出了纰漏，县委就拿谁是问。
谢鸣认真地做着笔记，把蔡培生讲话中的要点一条条记下来。他的字写得很好，大学四年练出来的，行楷结合，净利落，看着就舒服。旁边的罗淑芳瞟了一眼他的笔记本，微微点了点头。
会后，各工作组分别召开会议，明确任务分工。黄沙岭乡工作组由县农业局副局长邹怀山担任组长，谢鸣被分到了石桥村，负责这个村的土地延包工作。
邹怀山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农业部，在农业局了快三十年，对农村工作很有一套。他看了谢鸣的简历，眉头皱了一下：“老局的？你不是搞农业的出身，下去能行？”
“邹局长，我先学着，不懂就问。”谢鸣说。
邹怀山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没再多说什么，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他：“这是省里下发的土地延包政策问答，你先看，看完了再找我。石桥村是黄沙岭最偏远最穷的村，情况复杂，你一个年轻人去，怕是镇不住场面。”
谢鸣接过文件，说：“邹局长，我能不能申请加一个人？石桥村这么大，我一个人确实忙不过来，如果有个人搭把手，做事也方便些。”
邹怀山想了想，点了点头：“行，我帮你问问，看有没有合适的。”
十二月初，谢鸣拿到了下乡的通知。收拾行李的那天晚上，母亲王桂兰打来电话，听说儿子要去黄沙岭蹲点，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妈，没事的，又不是去什么龙潭虎。”谢鸣笑着说。
“那地方听说很偏，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王桂兰的声音有些哽咽，“静芳的事……你别往心里去。”
谢鸣握着话筒的手紧了紧，但声音依然平静：“妈，我早就不想了。”
挂了电话，他坐在床沿上发了很长时间的呆。窗外开始下雨，十一月的雨不大，但很密，打在窗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对面的楼房里亮着几盏灯，隔着雨幕看过去，像是蒙了一层纱。
谢鸣站起来，把行李箱的拉链拉好，又把那本《围城》塞进挎包里。他看了一眼扉页上自己写的“天凉好个秋”，忽然觉得那句话太矫情了。
他翻到新的一页，拿起笔，想了想，写了一行字：
“土地是农民的命子，也是我的新起点。”
写完之后他看了几秒钟，觉得这话有点像口号，又有点像表决心，总之不像是一个中文系毕业生该写的东西。但他没有划掉，就让它留在那里。
第二天一早，谢鸣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行李和一大摞文件，出了县城，往黄沙岭的方向骑去。
天还没亮透，县城的主街上只有几个扫地的环卫工人和早点摊的老板。早点摊上热气腾腾的，蒸笼里冒着白雾，有人喊了一声“老板，两个肉包子一碗稀饭”，声音在清晨的空气中显得格外响亮。
谢鸣没有停下来吃早饭，他想赶在天黑之前到黄沙岭。
出了县城，路就不行了。先是柏油路，坑坑洼洼的，骑起来颠得屁股疼；然后是砂石路，车轮碾过石子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再往山里走，砂石路变成了土路，前几天刚下过雨，泥泞不堪，有一段路他不得不下来推着走。
路两边是连绵的山丘，山上的树木已经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像老人的手指一样伸向天空。偶尔经过一个村庄，狗叫声此起彼伏，有人从门缝里探出头来看他，然后又缩回去了。
谢鸣骑了将近三个小时，才到了黄沙岭乡政府所在地。
说是乡政府所在地，其实就是一条百来米长的土路，两边散落着十几栋房子，乡政府、卫生院、供销社、粮站，还有两三家小卖部。路是泥巴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谢鸣到的时候正好是阴天，路面上泛着湿漉漉的光。
他在乡政府院子里停好车，去找乡党委书记霍金生报到。
霍金生四十五岁，中等身材，脸上棱角分明，一看就是基层摸爬滚打出来的。他看了谢鸣的介绍信，又看了看他的人，忽然笑了。
“老局的？”霍金生把介绍信往桌上一放，“你是老局派来搞土地延包的？老局的人不是只会陪老部打门球吗？”
这句话带着明显的调侃，甚至可以说是冒犯。旁边的乡长谭永华听了，脸色微微一变，正要开口圆场，谢鸣已经笑着接上了话。
“霍书记，打门球我确实不会，但我会打篮球。”谢鸣说，“篮球好歹也是圆的，跟门球差不多，您给我几天时间练练，我保证能学会。”
霍金生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响彻整个办公室，连窗户都跟着震了一下。他指着谢鸣对谭永华说：“老谭，你听听，这小子有意思，老局还真出了个人才。”
谭永华也跟着笑了，笑完拍了拍谢鸣的肩膀：“小谢，石桥村那个地方不好搞，你别看霍书记现在笑得开心，到时候工作推不动，他可要找你算账。”
“谭乡长放心，我要是不好，不用霍书记找我算账，我自己卷铺盖回县城。”谢鸣说。
霍金生收了笑容，正色道：“石桥村的村支书叫钱守田，六十多了，了快三十年，在村里说一不二。你去了之后跟他搞好关系，他配合你，工作就好做；他不配合你，你寸步难行。”
谢鸣点点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
当天下午，他骑着自行车继续往石桥村赶。从乡政府到石桥村还有十来里路，全是山路，上坡下坡，弯弯绕绕，骑到后来他索性下来推着车走。
石桥村坐落在一条山沟里，四面环山，一条小溪从村中穿过，溪上有座石拱桥，据说有上百年的历史，桥面上的石板被踩得光滑发亮。村子不大，七八十户人家，依山而建，房子大多是土坯墙、黑瓦顶，有些已经歪歪斜斜的了，用木头撑着。
谢鸣在村口停下车，看着这个陌生的小村庄，深吸了一口气。
山里的空气很凉，带着泥土和枯草的气息。远处有人在烧荒，灰白色的烟从山坡上袅袅升起，融入灰蒙蒙的天际。溪水在桥下哗哗地流着，声音不大，但很清脆，像是有人在敲着一面小小的铜锣。
一个穿着蓝色棉袄的老汉从村里走出来，手里拎着一只鸡，看见谢鸣，停下脚步，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你是哪个？”
“大爷你好，我是县里来的工作队员，姓谢，到你们村搞土地延包的。”
老汉“哦”了一声，没有多问，拎着鸡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好奇，也有一种说不清的警惕。
谢鸣看着老汉远去的背影，忽然想起了一句话。那是他在大学时读到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写的：“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但城里人也没有见过乡下的世面。”
他把自行车靠在桥头，背起行李，沿着溪边的小路往村里走去。
身后，黄沙岭的山脊在暮色中渐渐模糊，像是被人用橡皮一点点擦去。
风从山谷里灌进来，带着入骨的凉意。谢鸣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高处，缩了缩脖子，心想：老局那间办公室里的暖气，怕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享受不到了。
但他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