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省委领导李延平来石桥村的消息，在双溪县官场引发了一阵不小的震动，但这阵震动传到黄沙岭乡以下的村庄时，已经被稀释得几乎没了痕迹。

谢鸣没有跟任何人提起那天下午的事。钱守田不知道，吕嫂不知道，余老四更不知道。子照常过，谢鸣每天还是挨家挨户走访、整理资料、调解矛盾。他把那本工作笔记又翻厚了一截，土地分布图上添了好几处标注，公示表上的名字一个个地签了字、按了手印。

十二月二十四，平安夜，石桥村没有人知道这个子有什么特殊。谢鸣在宿舍里借着昏黄的灯光整理合同，窗外没有圣诞树，没有彩灯，只有黄沙岭冬天特有的那种冷，冷得月亮都像一块冻硬的冰疙瘩，挂在半天上，清亮亮地照着山沟里的村庄。

他正埋头写字，听见院门被人推开了。

“小谢！小谢！”是霍玉贵的声音，带着摩托车的引擎还在回荡的那种急促。

谢鸣放下笔，打开门。霍玉贵站在院子里，脸冻得通红，皮夹克的拉链拉到最上面，嘴里哈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他没有骑摩托车来，是坐了一辆面包车来的，车灯还亮着，发动机没熄火，司机在车里等着。

“霍书记，这么晚了，出什么事了？”谢鸣问。

“上车，跟我去县里。”霍玉贵说着已经转身往院外走了，“蔡书记要见你，现在。”

谢鸣愣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桌上的文件和合同，快速把笔记本塞进挎包，穿上外套，跟着上了车。

面包车在盘山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到县城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霍玉贵带着谢鸣直接去了县委办公楼，三楼蔡培生的办公室灯还亮着。

蔡培生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材料，是谢鸣那本工作笔记的复印件。他看见谢鸣进来，指了指沙发：“坐。”

霍玉贵也在沙发上坐下来，屁股只坐了三分之一，腰板挺得笔直。

“小谢，你那个笔记本，我让人复印了一份，看了一下午。”蔡培生的声音不大，但在深夜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晰，“你来了二十多天，村里八十户人家，每户的情况都摸得清清楚楚。三类矛盾，六个重点户，你都有记录、有分析、有解决方案。这个工作作风，扎实。”

谢鸣说：“蔡书记，我就是做了分内的事。”

蔡培生没有接这个话茬，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市里来电话了。李延平同志到省城以后，在省委的一个小范围会议上，提到了黄沙岭乡石桥村的土地延包工作。没有专门讲，就是在讨论全省延包工作推进情况的时候顺带提了一句，说他在下面转了转，有的地方工作做得不错，比如双溪县的一个村，有个年轻部情况摸得透、政策吃得准。”

他顿了顿，看着谢鸣。

“这句话，市里听到了。今天下午，市委苏远达书记的秘书给县里打电话，问了你的基本情况。苏书记的意思是，要在全市推广石桥村的经验，近期可能要在你们村开一个现场会。”

霍玉贵在旁边听得手心冒汗。全市现场会，放在黄沙岭乡？他当了四年乡党委书记，别说全市现场会，连全县现场会都没在黄沙岭开过。

谢鸣沉默了几秒钟，说：“蔡书记，石桥村的工作才刚刚铺开，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如果现在开现场会，我怕——”

“怕什么？”

“怕老百姓觉得我们是在搞花架子。延包工作最怕的就是走过场，老百姓嘴上不说，心里都有一杆秤。如果现场会开完了，部走了，村里的矛盾还是那些矛盾，老百姓会说，这些部就是来镀金的。”

蔡培生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审视，也有意外。他没有想到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说这种话。换了一般人，听说要开现场会，高兴还来不及，哪有往外推的？

“你说得对。”蔡培生说，“现场会不是目的，把工作做实才是目的。但市里的意思已经定了，现场会要开，而且要在春节之前开。你们石桥村的工作，该怎么做还怎么做，现场会只是一个展示，不是让你造假。你听懂了吗？”

谢鸣点了点头：“听懂了。”

从县委大院出来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一点了。霍玉贵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点了一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把烟递给谢鸣。

“抽一口，提提神。”

这次谢鸣没有拒绝。他接过烟，吸了一口，呛得咳嗽了两声，但忍住了。

“小谢，”霍玉贵看着远处黑沉沉的天际线，声音很低，“你在石桥村得好，这是你应得的。但我要提醒你一句，现场会一开，你的名字就出了黄沙岭了，出了双溪县了。市里也会知道你。这是好事，但也是麻烦。多少人盯着你，多少人想看你笑话，多少人等着抓你的辫子。你以后说话做事，要比以前更小心。”

谢鸣把烟还给霍玉贵：“霍书记，我记下了。”

他们上了面包车，在夜色中往黄沙岭的方向开去。谢鸣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的县城在身后一点点缩小，最后一盏灯火消失在拐弯处。窗外的田野和山丘在月光下呈现出一种灰蓝色的色调，像是谁用淡墨在宣纸上随意涂抹的几笔。

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蔡培生的话。苏远达书记的秘书打电话来问基本情况——这意味着市里的一把手已经知道了石桥村，知道了他的名字。

他想起了那个穿着旧中山装、一个人走进村委会院子的人。那个人从头到尾没有表露过身份，问的问题都是实打实的，走的时候只说了一句“你忙吧”。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省委的会议上，顺口提了一个村、一个年轻人的名字。

谢鸣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他没有缩回去，就让那风呼呼地吹着，吹得他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一个个冻住了，碎掉了，被风吹走了。

新年刚过，县里就派人下来了。

来的人不是一两个，而是整整一个工作组。农业局、县委办、政府办、宣传部，各路人马齐聚石桥村，忙前忙后地准备现场会。有人修路，有人刷墙，有人写材料，有人安排接待。村委会的墙上又多挂了几块牌子，什么“土地延包工作示范村”“农村改革试点村”，都是新做的，漆还没透，走近了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化学味道。

谢鸣对这些表面功夫不太以为然，但他没有说什么。他知道，有些事情是必须做的，不是做给老百姓看，而是做给上面看。上面看到了，才会重视，重视了，才会给政策、给资金、给支持。最终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他继续做自己的事。延包合同的签订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剩下的几户都是有历史遗留问题的硬骨头。他一家一家地跑，一家一家地谈，把政策掰开了揉碎了讲，把账一笔一笔地算清楚。有一户叫龚老三的，家里五口人，只有两亩地，一直闹着要补地。谢鸣翻了第一轮承包的底账，发现龚老三家的地在第一轮承包时确实分少了，原因是当时的生产队长跟他家有矛盾，故意少分了半亩。

这是个老账，牵扯到二十年前的人和事。钱守田劝他别碰，说这事翻了二十年没人敢翻，你一个外来的部，翻出来得罪人。

谢鸣想了想，找到当年那个生产队长。那人已经七十多岁了，躺在床上，耳朵背得厉害，谢鸣趴在他耳边喊了半天，才把事情说明白。老人家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那时候年轻，气盛，做了错事。补吧，该补。”

龚老三拿到补地的合同时，眼眶红了，拉着谢鸣的手不撒开：“谢部，我龚老三这辈子没服过谁，我服你。”

谢鸣拍了拍他的手：“别服我，服政策。政策对了，人对了，事就能办好。”

一月八，现场会如期召开。

天还没亮，谢鸣就起了床。他在院子里洗了脸，冷水激得头皮发麻，但整个人清醒了。他穿上那件深蓝色的夹克——这是他为数不多的“体面”衣服，还是大学毕业时买的——把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梳了梳。

八点刚过，车就到了。

最先到的是市里的车队。三辆考斯特面包车，前后各有一辆警车开道，沿着黄沙岭那条坑坑洼洼的山路，缓缓开进了石桥村。这样的车队在石桥村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村里的小孩子趴在墙头上看，眼睛瞪得溜圆，嘴巴张着合不拢。

市委书记苏远达第一个下车。他五十出头，身材魁梧，国字脸，浓眉，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下车之后没有急着走，而是站在车门边，环顾了一下四周。阳光刚从东边的山梁上照过来，把整个村子染成了金黄色，屋顶的瓦片上还有霜，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跟在苏远达后面的是市长、市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市长、市委秘书长，以及市农业局、市委办、政府办的一人等。九个县区的县委书记或县长、分管副县长、农业局长，加上双溪县本地的部，林林总总，将近两百人。

石桥村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人。

谢鸣站在村委会门口，看着这一大群人从车里鱼贯而出，心里没有什么波澜。他把这些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真正关心土地延包工作的，另一类是来走马观花的。前一类他要认真对待，后一类他应付过去就行。

苏远达在蔡培生的陪同下走进了村委会院子。他的目光在院子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墙上的那张土地分布图上。他走过去，背着手，看了好一会儿。

“这张图，是谁画的？”他问。

蔡培生正要回答，谢鸣已经走到了跟前。

“苏书记，是我画的。”

苏远达看了他一眼。年轻人，二十二三岁的样子，站在一群四五十岁的领导部中间，不怯场，不巴结，站得直，声音稳。

“你是哪个学校的？”苏远达问。

“省城大学中文系，九四级。”

苏远达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示意他开始。

现场会的流程是提前定好的。先由谢鸣在村委会讲解石桥村土地延包工作的整体情况，然后到院子里看合同签订流程演示，最后分组走访农户。

谢鸣站在那张土地分布图前，面对两百多双眼睛，没有拿稿子。

“各位领导，我先汇报一下石桥村的基本情况。”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在安静的村委会院子里传得很远。“石桥村位于黄沙岭乡西北部，全村八十户，三百四十七口人，耕地面积一千二百亩，人均不到一亩半。第一轮土地承包从一九八二年开始，到一九九八年到期。我们在这次延包工作中，主要做了三件事。”

他伸出三手指。

“第一件，摸清家底。我们对全村每一块地进行了实地丈量和登记，绘制了这张土地分布图，建立了每一户的土地档案。第二件，化解矛盾。石桥村存在三类历史遗留问题：第一轮承包时的分配不均、开荒地的权属争议、人口变动带来的地力不均。我们通过逐户走访、反复协商，把这些问题逐一化解，做到了矛盾不上交、不出村。第三件，完善手续。在群众满意的基础上，逐户签订延包合同，做到一户一档、签字画押、公开公示。”

他讲得很快，但条理清楚，每一句话都有数据支撑，每一个观点都有案例佐证。讲到龚老三补地那一段时，他没有刻意煽情，只是平铺直叙地说：“二十年前少分了半亩地，二十年后我们把它补上了。老百姓说，共产党的政策，迟到总比不到好。”

院子里安静了几秒钟。苏远达带头鼓了掌，掌声在院子里响起来，不算整齐，但很热烈。

接下来是合同签订流程演示。沈雪梅穿着红色的羽绒服，站在院子中央的桌子前，一边填表一边讲解。她的声音清脆，手很稳，字写得工整，一看就是练过的。有个县的副县长问了一个关于合同期限的具体问题，沈雪梅不慌不忙地答了上来，答完之后还补充了一句：“这个问题的政策依据是省里下发的文件第九条第三款，各位领导可以查阅。”

那个副县长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

最后是分组走访。谢鸣带着苏远达这一组，去了白寡妇家和余老四家。

白寡妇看见这么多部涌进她家院子，紧张得话都说不利索了。她站在堂屋里，手不知道往哪里放，一会儿拉拉衣角，一会儿摸摸头发。谢鸣在旁边轻声说：“白嫂子，别紧张，领导就是来看看，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

苏远达在堂屋里坐下来，看了看屋里的摆设——一张八仙桌，几条板凳，墙上贴着年画，灶台上有半锅红薯。他问：“家里的地，延包合同签了没有？”

“签了，签了。”白寡妇连连点头，“谢部帮我把合同送来的，还念给我听，我认不得字。”

“地够不够种？”

“够，够。就是娃儿还小，我一个人种不过来。谢部说可以把地租出去，等我娃儿大了再要回来。租金一年一付，不打白条。”

苏远达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他站起来，在屋里走了走，看到墙角堆着几袋米和面，回头问：“这是？”

“政府发的，谢部帮我申请的。”白寡妇说着，眼眶红了，“我男人走了以后，家里揭不开锅，是谢部——”

“白嫂子，别说了。”谢鸣在旁边打断她，“这是政策规定的，不是我个人的事。”

苏远达看了谢鸣一眼，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从白寡妇家出来，他们去了余老四家。余老四今天特意穿了一件新棉袄，头发也梳了，看起来比平时精神了不少。但他一开口，那股子味道就出来了。

“苏书记，我跟您说，这土地延包好！”余老四的声音大得整个村子都能听见，“好在哪里？好在让我这个光棍汉能出去打工了！我在村里打了四十年光棍，出去打三年工，回来就能娶媳妇了！”

旁边的人笑了。苏远达也笑了，笑完之后，他问了一句：“余老四，你出去打工，地怎么办？”

“租出去啊！谢部说了，政策允许。”余老四说得眉飞色舞，忽然凑近苏远达，压低声音——但那声音低得有限，周围的人都听见了——“苏书记，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谢部这个人，是个好部。我要是有个妹子，我就嫁给他！”

这次连苏远达都笑出了声。

现场会结束后，苏远达在村委会又坐了一会儿，把蔡培生叫到一边。

“培生同志，石桥村的土地延包工作，做得扎实。”苏远达的语气很平，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那个小谢，你打算怎么用？”

蔡培生想了想，说：“苏书记，谢鸣同志是老局的部，这次是临时抽调下乡。我在考虑，等延包工作结束后，把他调到县里合适的岗位上去。”

苏远达看了他一眼：“我不管你是老局还是新局，这样的部，要用在刀刃上。基层需要人才，但基层不是人才一辈子待的地方。你们县里要有这个眼光。”

蔡培生连连点头。

当天晚上，市电视台的《全市新闻联播》用了将近三分钟报道这次现场会。谢鸣在镜头里出现了大约十秒钟，站在土地分布图前，正说着什么。画面一闪而过，但那张年轻的脸，还是被不少人记住了。

消息传到省城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

李延平在省委的办公室里，看到了市里报送的现场会简报。他翻了翻，放在一边，没有说什么。秘书赵磊站在旁边，注意到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但比笑更有内容。

赵磊没有说话，但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一行字：“双溪县，谢鸣，土地延包现场会。”他不知道这个人将来会怎样，但他知道，能被李延平记住名字的基层部，不多。

在石桥村，那个夜晚和往常一样安静。

谢鸣没有看新闻，他在村委会的杂物间里，把最后几份延包合同整理好，装进档案袋，贴上标签。窗外有风，吹得竹林沙沙作响。远处有人在放鞭炮，大概是谁家在办喜事，鞭炮声在山谷里来回弹了好几下，才慢慢消散。

他把档案袋码好，放在桌上，用手压了压边角，然后坐下来，拿出那本《围城》，翻到扉页。

他没有写新的字，只是把之前写的那行“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四，遇李延平于石桥村。聊基层。”看了一遍，然后合上书，关了灯。

硬板床硌得他腰疼，棉被不够长，脚露在外面，凉飕飕的。但他很快就睡着了，梦里全是田埂和土地，一望无际的，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