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谢鸣到石桥村的第一个晚上，是在村委会的杂物间里度过的。

村支书钱守田把他领到地方，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屋里堆着几袋子化肥和两把豁了口的锄头，墙角有一张用砖头垫了腿的木板床，床上铺着一层稻草，稻草上扔着一床看不出颜色的棉被。灯泡是十五瓦的，亮起来跟萤火虫差不多，照得满屋子的影子晃晃悠悠。

“谢部，条件就这样，你将就住。”钱守田站在门口，没有要进去的意思，“厕所在后院，茅坑。吃食堂，村里小学的食堂，明天开饭我叫人喊你。”

谢鸣把行李放下，笑着说：“钱书记，挺好的，比我在大学时住的宿舍还宽敞。”

钱守田看了他一眼，嘴角抽了抽，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撇嘴。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叼在嘴上，又摸了摸口袋，没找着打火机。

谢鸣从兜里掏出打火机，凑上去帮他点上。火光照亮了两人的脸，钱守田的皮肤黝黑粗糙，额头上的皱纹像是被犁铧犁出来的沟壑。他吸了一口烟，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两条灰色的蛇。

“谢部，我丑话说前头。”钱守田靠在门框上，声音不高但很沉，“土地延包这个事，上面催得紧，下面闹得凶。村里那些人家，你跟他讲政策他跟你讲人情，你跟他讲人情他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耍横。你是县里来的，文化高，道理你比我懂。但村里的事，光懂道理不行。”

谢鸣点了点头：“钱书记，您说得对。我来就是配合您把工作做好，不添乱，多活。”

钱守田又吸了一口烟，烟头的火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他没有再说话，转身走了，胶鞋踩在石板路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夜色里。

谢鸣把门关上，从挎包里拿出那本《围城》放在枕头边，又拿出省里下发的土地延包政策问答，就着昏暗的灯光翻了起来。他看得很仔细，一边看一边在笔记本上记要点。政策问答有三十几页，分九个部分，从延包的意义、范围、原则到具体作流程、矛盾处理办法，写得还算详细。但谢鸣知道，纸面上的东西和地上的东西是两码事。

他合上文件，靠在床头，听着窗外的声音。山里的夜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叫几声就停了，像是狗在做梦。风吹过屋后的竹林，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有人在低语。

他想起了罗淑芳的话：“下去了就得把事办好。”也想起了彭国梁的话：“那边老百姓说话你也听不懂。”他还想起了张静芳，想了一下就把念头掐灭了，像是掐灭一烟头。

第二天一早，谢鸣被公鸡打鸣声吵醒。

他看了看手表，才五点二十。窗外的天还没亮透，灰蒙蒙的，像是蒙了一层纱布。他坐起来，发现后背被硬板床硌得生疼，脖子也有些僵。他活动了一下筋骨，穿上外套，推开门走了出去。

山里的早晨冷得厉害，空气像是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凉飕飕地往骨头缝里钻。谢鸣呵了一口气，白色的雾气在面前散开。他站在村委会门口的台阶上往下看，整个村子笼罩在薄薄的晨雾中，屋顶的瓦片上结了一层白霜，在初升的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村里的小学在村委会旁边，一排三间平房，场上竖着一旗杆，红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食堂在小学后面，是一间搭了石棉瓦顶的棚子，里面有两口大铁锅，灶膛里的火烧得正旺。

谢鸣走进去的时候，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正在切菜。她穿着一件花棉袄，头上包着蓝布头巾，手起刀落，土豆丝切得又快又匀。看见谢鸣进来，她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你是？”

“阿姨你好，我是县里来的工作队员，姓谢。”

“哦，老钱昨天说了。”女人放下菜刀，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你等一下，粥马上就好。”

“您怎么称呼？”谢鸣问。

“我姓吕，你叫我吕嫂就行。”女人说着又忙活起来，从灶台上端起一盆红薯倒进锅里，用大铲子搅了搅，“你是城里来的吧？吃得惯粗粮不？”

“吕嫂，我家就是双溪镇上的，也是农村人，红薯饭我从小吃到大。”谢鸣笑着说。

吕嫂听他这么说，脸上的表情放松了不少：“那行，一会儿多吃点。”

早饭是红薯粥配咸菜。谢鸣端着碗蹲在食堂门口吃，一边吃一边看着村里的人陆续起床。有人挑着水桶去溪边打水，有人牵着牛往田里走，还有几个妇女端着盆子在门口刷牙，满嘴白沫，一边刷一边聊天。村子里渐渐热闹起来，鸡鸣狗吠，锅碗瓢盆，各种声音混在一起，像是一首杂乱但有章法的交响曲。

谢鸣吃完饭，洗了碗，往村里走了走。他沿着溪边的石板路往上走，路两边的房子一栋比一栋旧，有的土墙已经开裂，用木头撑着。几个老人坐在家门口晒太阳，看见他走过来，都抬起头打量着这个陌生人。

“大爷，您好啊。”谢鸣蹲下来，跟一个穿着黑棉袄的老汉打招呼，“我是县里来的，在咱们村搞土地延包工作。”

老汉耳朵不太好使，侧着头看了他半天，才含混地说了一句：“你说啥？”

旁边一个老太太凑过来，大声说：“老周耳朵背，你大点声！”

谢鸣提高了嗓门又说了一遍。这回老汉听清了，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摸出一烟杆，塞上烟丝，划了火柴点上，吧嗒吧嗒抽了几口。

“延包？”老汉吐出一口烟，“地是我的，包不包都是我的。谁还能把我的地抢走？”

谢鸣笑了笑，没有急着反驳。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份政策问答，翻到相关页面，指着上面的文字说：“大爷，您说得对，地是您的。这次延包就是要在第一轮承包的基础上再延长三十年，您原来种多少地，还种多少地，不会动您的地。”

老汉将信将疑地看了他一眼，又吧嗒吧嗒抽了几口烟。

谢鸣在村里转了一上午，走了十几户人家，跟二十多个村民聊了天。他发现一个规律：年纪大的村民对延包政策普遍持观望态度，不反对也不支持，反正地一直在种，政策不政策的跟他们关系不大。但中年人和年轻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关心的不是地归谁，而是地怎么分、分多少、分的地好不好。

还有一个问题让谢鸣警觉起来：有几户人家的说法跟别人不一样，他们说村里有些地“情况复杂”，具体怎么个复杂法，又不肯细说，只是摇头叹气。

中午回村委会的时候，钱守田正在院子里晒萝卜。看见谢鸣回来，他把手里的萝卜片往簸箕上一丢，拍了拍手：“转了一圈？”

“转了一圈。”谢鸣在他旁边蹲下来，帮他翻萝卜，“钱书记，我有个事想请教您。”

“说。”

“我今天跟几户人家聊了聊，发现大家对延包政策的态度不太一样。大部分人是支持的，但有几户说起村里的地，话里有话。他们说有些地‘情况复杂’，这是什么意思？”

钱守田的手顿了一下，但没有停。他把一片萝卜翻了个面，沉默了几秒钟，才开口说话。

“村里的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石桥村八十多户人家，耕地面积加起来一千二百亩，听起来不少，但人均不到一亩半。有些人家人口多，地不够种，就开了一些荒地。荒地种了十几年，算不算他的？有些人家人口少了，地多了，但人不愿意退出来。还有几户，当年第一轮承包的时候人在外面打工，没赶上，回来之后一直没分到地。这些事，压在底下好多年了，谁都不愿意碰。”

谢鸣听完，把这些问题在心里过了一遍。他读中文系的时候选修过中国土地制度史，从井田制到均田制，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历朝历代的土地问题说到底就是两个问题：地是谁的，粮从哪来。这两个问题处理不好，轻则民怨沸腾，重则改朝换代。

“钱书记，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光靠压是压不住的。”谢鸣说，“土地延包是一个契机，把这些矛盾摆到桌面上来，一次性解决，对村里长远有好处。”

钱守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审视，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赏。他没有表态，只是说了一句：“你说得轻巧，做起来就知道了。”

接下来的几天，谢鸣挨家挨户走访，把每户人家的土地承包情况都摸了一遍。他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哪一户有几口人、多少地、地在哪里、有没有争议、有没有历史遗留问题，都记得清清楚楚。他的字写得好，但记这种东西不讲究美观，只讲究实用，密密麻麻的，像是蚂蚁爬满了纸页。

他还画了一张石桥村的土地分布图，标注了每一块地的位置、面积和承包人。这张图画了三天，改了好几遍，最后贴在村委会的墙上，占了半面墙。钱守田看了这张图，愣了好一会儿，说了一句：“你行啊，还学过画图？”

谢鸣笑着说：“中文系毕业的，画图是野路子，能看懂就行。”

钱守田没再说什么，但那天晚上，他在村里的小卖部赊了两瓶酒，让人送到了谢鸣的宿舍。

子一天天过去，谢鸣跟村里人渐渐熟了起来。

他的工作方法很简单：不摆架子，不念文件，不指手画脚。谁家有事他就去帮忙，谁家有矛盾他就去调解，谁家有困难他就想办法解决。村里有个姓白的寡妇，丈夫前年在矿上打工出了事故，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子过得紧巴巴的。谢鸣帮她申请了困难补助，又联系乡里的民政事，把孩子的学费问题解决了。白寡妇拉着他的手，眼泪汪汪地说：“谢部，你是个好人。”

谢鸣拍了拍她的手背，笑着说：“白嫂子，别这么说，我就是个活的。”

白寡妇擦了一把眼泪，忽然压低声音说：“谢部，你有对象没有？我给你介绍一个？”

谢鸣赶紧摆手：“白嫂子，工作还没完呢，不急不急。”

白寡妇撇了撇嘴：“你们这些文化人，就知道工作。我跟你说，女人这东西，跟种地一样，季节过了就不好办了。你看咱们村的龚翠花，就是挑来挑去挑花了眼，最后嫁了个不中用的，离了，一个人带个娃，苦不苦？”

谢鸣被她逗得哭笑不得，赶紧找了个借口溜了。

村里有个叫余老四的光棍，四十多岁，穷得叮当响，但嘴皮子功夫了得，一张口就是荤段子。谢鸣第一次去他家走访的时候，余老四正光着膀子在院子里劈柴，看见谢鸣进来，咧嘴一笑，露出满口黄牙。

“哟，县里来的部？稀客啊！”余老四把斧头往木墩上一，搬了把椅子出来，“坐，坐，别嫌脏。”

谢鸣坐下来，余老四递过来一烟，谢鸣摆摆手说不抽。余老四自己点上一，吸了一口，眯着眼睛看他。

“谢部，我问你个事。”

“您说。”

“你说这土地延包，延了三十年，我这光棍汉一个人，种不了多少地。能不能把那多出来的地，租给那些种田大户？租金归我？”

谢鸣想了想，说：“政策允许土地流转，但要在自愿、有偿的原则下进行。您要是不想种那么多地，可以跟村委会商量，把地委托出去。”

余老四一拍大腿：“那敢情好！我早就想出去打工了，就是怕地荒了被收回去。你这政策要是能落实，我年后就去广东！”

谢鸣点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余老四的情况。

余老四凑过来看了一眼他的笔记本，忽然嘿嘿一笑：“谢部，你今年多大？”

“二十二。”

“二十二？”余老四眼珠子一转，“有对象没有？”

谢鸣笑了笑，没回答。

余老四以为他不好意思，拍了拍脯：“你帮了我这么大忙，我也帮你一个忙。咱们村的龚翠花，在镇上卫生院当护士，长得那个水灵，屁股大好生养，要不要我帮你撮合撮合？”

谢鸣被他逗乐了：“余老四，你先把自己的事搞定再说吧。”

“我？”余老四嘿嘿一笑，“我这种人，打光棍打惯了。你就不同了，你是部，得成家。我看那龚翠花的子——”

“老四哥！”谢鸣赶紧打断他，“咱们还是说土地的事吧。”

余老四哈哈大笑，笑声在空旷的院子里回荡，惊得屋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走了。

谢鸣从余老四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沿着溪边的小路往回走，路过村口的老樟树下，看见几个妇女正围在一起说闲话。其中一个年轻女人穿着件红毛衣，头发烫了卷，在村里的女人中显得格外扎眼。

“那就是龚翠花。”吕嫂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谢鸣旁边，手里端着一盆洗好的衣服，“镇卫生院的护士，离了婚的，一个人带着个闺女。长得好看，嘴也厉害，村里没几个男人敢惹她。”

谢鸣“哦”了一声，没接话。

吕嫂看了他一眼，意味深长地说：“你要是想找对象，我给你介绍个好的，这个你惹不起。”

谢鸣哭笑不得：“吕嫂，我真的没想这些。”

“没想就对了。”吕嫂端着盆子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不过这姑娘人不错，就是命不好。你要是能帮就帮一把，别想歪了就行。”

谢鸣摇摇头，继续往回走。

十二月十四，天气冷得滴水成冰。

谢鸣正在村委会整理资料，手冻得握不住笔，时不时要搓一搓哈口气。上午十点多钟，院子里进来一个人。

那人四十出头的年纪，中等身材，穿着一件半旧的深蓝色棉袄，脚上是一双沾满泥巴的解放鞋，手里什么都没拎。面容清瘦，颧骨略高，目光很沉。他一个人，没有随从，没有陪同，就这么走进了石桥村村委会的院子。

谢鸣一开始没太在意。乡里县里经常有人下来，有时候是检查工作的，有时候是路过歇脚的。他站起来打了个招呼：“同志，你找谁？”

那人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院子里，目光最后落在那张贴在墙上的土地分布图上。他走过去，背着手，看了好一会儿。

“这张图是你画的？”他问。声音不大，带着一点外地口音。

“是，工作需要，画了个草图。”谢鸣说。

“你是这村的部？”

“我是县里下来的工作队员，姓谢，负责石桥村的土地延包工作。”

那人点了点头，在院子里的石墩上坐下了。他从棉袄口袋里摸出一盒烟，抽出一，点上，吸了一口。

“小谢，你跟我说说，这土地延包工作，到底难在哪儿？”

谢鸣打量了他一眼。这人穿着普通，说话也没有官腔，但问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老百姓问的是“我家地会不会少”，这人问的是“到底难在哪儿”。他没有多问，从屋里拿出笔记本，在他旁边蹲下来。

“同志，我跟您汇报一下。石桥村的情况比较复杂，主要有三类问题。第一类是历史遗留的分配不均，第一轮承包的时候有些农户因为各种原因没分到地，或者分到的地质量太差，一直在反映。第二类是开荒地的权属问题，村里不少农户自己开了荒地，种了十几年，这次延包要不要算进承包面积，大家意见不统一。第三类是户口的变动带来的人口增减，有些人家嫁出去的女儿、去世的老人，地还在；有些人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没有地。”

他翻开笔记本，一桩一件地说下去。说到那些难啃的硬骨头时，他把几个“钉子户”的名字都点了出来，把他们的诉求、理由、背后牵扯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

那人听着，烟夹在手指间，一直没有抽。

“你来多久了？”他问。

“二十来天。”

“二十来天能摸这么透，不容易。”那人把烟掐了，“你刚才说的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打算怎么解决？”

谢鸣说：“先易后难。没有争议的地，先把延包合同签了；有争议的地，挨家挨户谈，谈不拢的先搁置，最后集中攻坚。关键是两条：一是全部上墙公示，每家每户的地多少、在哪里，让大家互相监督；二是村部和普通村民一视同仁，谁都不能搞特殊。”

那人站起来，走到公示表格前面，仔细看了好一会儿。表格上的字是谢鸣手写的，工工整整，楷体，一笔一划都不含糊。

“这表格是你自己做的？”

“是。省里的政策问答有样表，我照着做的，又据村里的实际情况加了几栏。”

那人转过身来，看着谢鸣。

“小谢，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省城大学中文系，九四级。”

“中文系的？”那人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中文系的搞土地延包，专业不对口啊。”

谢鸣笑了笑：“专业对不对口是其次，把事情办好是主要的。土地延包看起来是经济工作、农村工作，子上是人的工作。学中文的，研究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说，也不算不对口。”

那人沉默了几秒钟，又问：“你是农村出来的？”

“是，双溪镇的，父母都是农民。”

那人点了点头，又问了几个具体问题，谢鸣一一作答。问到最后，那人忽然问了一句：“你是党员吗？”

“是，今年五月转的正。”

那人看了他一眼，把手里的烟头在地上掐灭了，站起来。

“小谢，你忙吧。”

“同志，您喝口水吧。”谢鸣跟上去。

那人摆了摆手，已经走出了院门，沿着石板路往村外走去，步子不快不慢。走到村口，他拐了个弯，不见了。

谢鸣站在院门口看了一会儿，冷风吹得耳朵疼，他搓了搓手，回屋继续整理资料了。

他没有多想。

那天晚上，霍玉贵来到村里，脸色很不好看。

他是骑着摩托车来的，路上冻得嘴唇发紫，一进院子就把手套摘了，使劲搓手。

“霍书记，您怎么来了？”谢鸣给他倒了杯热水。

霍玉贵接过杯子，喝了一口，烫得龇了牙，但没有放下杯子，双手捧着，像是要借那点热气暖暖身子。

“小谢，今天上午是不是有个人来村里了？”他问。

“有，一个穿蓝棉袄的，跟我聊了聊土地延包的事。”

“你知道那是谁吗？”

“不知道。”

霍玉贵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下午县里蔡培生书记给我打电话，问我知不知道李延平同志今天去了黄沙岭。我说不知道。蔡书记说他也不知道。李延平同志从省城直接下来的，没有通知市里，也没有通知县里。”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小谢，我跟你说，这位是省委刚调来的常委，现为省委土地延包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蔡书记说，李延平同志下午已经到了市里，给市里打了招呼，说他在下面转了转，看了几个村，其中提到了石桥村，提到了你。”

谢鸣握着杯子的手紧了一下。

霍玉贵又喝了一口水，脸上露出一种劫后余生的表情：“蔡书记说，李延平同志没有批评，也没有表扬，就是提了一句，说石桥村有个年轻部工作扎实，情况摸得透。就这一句。蔡书记连夜让我过来，跟你核实一下，那人到底来了多久，跟你说了什么。”

谢鸣把上午的对话大致复述了一遍。霍玉贵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

“小谢，你在村里得好，这是你应得的。”霍玉贵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把杯子放在桌上，“话我给你带到，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不要往外说，不要跟任何人提。”

“我知道，霍书记。”

霍玉贵骑着摩托车走了。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夜色中渐渐远去，像一只蜜蜂飞进了黑暗里，嗡的一声，然后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谢鸣站在院子里，看着摩托车尾灯的红光消失在山路的拐弯处。

月光很淡，山影重重叠叠，像一堵一堵黑色的墙，把这个小村庄围在中间。冷风从山谷里灌进来，吹得他背后的竹林哗哗作响。

他在院子里站了好一会儿，才转身回了屋。

那本《围城》还摊开在枕头边，扉页上他之前写的那行字——“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四，遇李延平于石桥村。聊基层。”——墨迹已经了，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微微的光。

谢鸣看了那行字一会儿，合上书，关了灯。

窗外的风更大了，吹得屋顶的瓦片哗哗作响。他把棉被拉到下巴，缩成一团，闭上了眼睛。

他以为自己会想很多，但没有。

脑子里空空的，像这十二月的山谷一样，净净，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