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乔玉莲的采访稿发得很快。

一月二十九，中南报农村版头版头条，大字标题：《一个山区村的土地延包“样本”——双溪县黄沙岭乡石桥村蹲点调查》。副标题是：“本报记者 乔玉莲”。文章不长，两千多字，但位置醒目。配了一张照片，是石桥村的全景，村口的石拱桥、溪水、依山而建的土坯房，构图很讲究，像是从一幅山水画里裁下来的一块。

文章写得扎实，没有那种记者惯用的煽情笔法，就是白描。写了石桥村的基本情况，写了土地延包工作的过程和做法，写了余老四、白寡妇、龚老三这几个普通农户的故事。文章最后一段引用了谢鸣的话：“土地延包，往小了说，是给农民吃定心丸；往大了说，是稳定农村、稳定国家。”

乔玉莲把谢鸣的原话保留了下来，一个字的改动都没有。

当天上午，这份报纸被送到了省委、省政府各部门。李延平在办公室看到了这篇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放下报纸，对秘书赵磊说了一句：“这个乔玉莲，文章写得有分寸。不夸大，不拔高，老老实实讲故事。搞新闻的，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赵磊在旁边听着，没有接话。他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但记的不是乔玉莲，是“谢鸣”两个字。

报纸在双溪县的传播速度更快。

县委办的收发员把当天的报纸分送到各个科室，杨成海看到头版头条的时候，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他把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两遍，放下报纸，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好一会儿。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篇文章，但那天中午，他没有去食堂吃饭。

罗淑芳在办公室看到报纸，嘴角翘了起来。她让彭国梁把报纸复印了十份，分发给老局每个科室，又在局务会上说了一句：“小谢是我们老局的人，他的成绩，就是老局的成绩。大家都要向他学习。”

彭国梁在旁边嘿嘿笑：“罗局长，小谢这个搞法，迟早要走的。你可留不住他。”

罗淑芳瞪了他一眼：“我什么时候说要留他了？年轻人有前途，我高兴还来不及。”

谢鸣本人看到报纸的时候，正在县城的邮电局里寄信。他在报刊架上看到了那份中南报，拿起来翻了翻，翻到头版，愣住了。他在邮电局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把那篇文章读了两遍，然后把报纸放回去，继续寄信。

信是寄给苏志国教授的。他在信里写了自己在石桥村的工作情况，写了土地延包的经过，也顺便提了一句省报记者来采访的事。寄完信，他站在邮电局门口的台阶上，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忽然觉得这个冬天不太冷了。

二月三，胡一民把谢鸣叫到了主任办公室。

“小谢，坐。”胡一民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自己倒了杯水，也给谢鸣倒了一杯，递过去。他的手很稳，水倒得刚好八分满，不洒一滴。

谢鸣接过杯子，在沙发上坐下来。他和胡一民打交道不多，到县委办报到的第一天见过一面，之后就是在走廊里碰见打个招呼。这位主任说话慢吞吞的，走路也是慢吞吞的，但谢鸣注意到一个细节——胡一民经过任何一间办公室，里面的说话声都会自动降低半个调。作为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他在县里的排名虽然靠后，但“大内管家”这个位置，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坐的。

“小谢，你在土地延包工作中的表现，县里是肯定的。蔡书记前天跟我讲了，说你这个同志要用起来。”胡一民坐在他对面，翘起二郎腿，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我跟蔡书记商量了，想把你调到县委办来，秘书科副科长。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谢鸣端着水杯，想了想，说：“胡主任，我参加工作才半年多，调到县委办怕能力不够，辜负了蔡书记和您的期望。”

胡一民摆了摆手：“能力不够可以学。你中文系毕业的，笔头子硬，在石桥村又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能文能武，县委办需要你这样的人。”

谢鸣知道，话说到这个份上，推辞就是矫情了。他放下水杯，说：“胡主任，我服从组织安排。”

胡一民点了点头，从桌上拿起一张已经打印好的纸，递给他。谢鸣接过来一看，是县委办公室的内部任免通知——“经研究决定，任命谢鸣同志为县委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下面是胡一民的签名和期。

“回去准备一下，下周一报到。秘书科科长赵长河，你去了他给你安排工作。”胡一民站起来，伸出手，“小谢，欢迎。”

谢鸣握着胡一民的手，感觉到他的手燥而有力，握了两秒钟就松开了，不拖泥带水。

从主任办公室出来，谢鸣站在走廊里，把那页任免通知又看了一遍。没有大红公章，没有组织部领导的签字，就是一页普普通通的公文纸，上面写着几行字。他折好，放进口袋里。

在楼梯拐角处，他碰见了杨成海。

杨成海从楼上下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看见谢鸣，脚步顿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脸上挂着标准的笑容，声音不高不低：“小谢，来找胡主任？”

“杨主任好。胡主任找我谈话，工作调整的事。”谢鸣说。

“哦？调整到哪里？”杨成海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秘书科。”

“秘书科好啊。”杨成海的笑容又大了几分，走过来拍了拍谢鸣的肩膀，“县委办是个锻炼人的地方，好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找我。”

“谢谢杨主任。”

两人错身而过。谢鸣下楼，杨成海上楼。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荡，一个越来越远，一个越来越近。

当天晚上，谢鸣在老局的宿舍里收拾东西。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十几平米的屋子，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东西少得可怜。他把衣服叠好塞进帆布包里，把那本《围城》放在最上面，又把石桥村的工作笔记和几份重要的文件装进挎包。桌上还剩一个搪瓷茶杯，印着“老有所养”四个红字，他拿起来看了看，放了进去。

有人敲门。

谢鸣打开门，彭国梁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两瓶啤酒和一袋花生米。

“听说你要走了？”彭国梁不等他让，直接走了进来，在椅子上坐下，把啤酒和花生米往桌上一放，“罗局长让我来看看你，她自己不方便来，怕哭。你知道的，女人嘛，年纪大了反倒容易掉眼泪。”

谢鸣笑了笑，把帆布包推到一边，在床沿上坐下来。彭国梁开了两瓶啤酒，递给他一瓶，两人碰了一下，各自喝了一大口。

“小谢，我跟你说句实话。”彭国梁嚼着花生米，声音含混不清，“你在老局这半年，我一开始觉得你是来镀金的，待不了多久就会走。后来发现你不是那种人，你是真活。石桥村那个地方，你主动要求去的，这一点，局里谁都服你。”

“老彭，你别这么说，我就是做了该做的事。”

彭国梁摆了摆手，不让他打断：“我比你大十几岁，在体制内混了这么多年，见过的年轻人不少。有的会来事，有的会写材料，有的有关系，有的有背景。你不一样，你这些东西都有，但你从来不拿来说事。这一点，难得。”

两人沉默着喝了一会儿。彭国梁把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花生壳。

“行了，不耽误你收拾了。到了县委办，有空常回来看看。罗局长嘴上不说，心里惦记着你。”

彭国梁走后，谢鸣把剩下的半瓶啤酒喝完，继续收拾东西。窗外的县城很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他把那本《围城》从帆布包里又拿出来，翻了翻扉页。上面已经有好几行字了，“天凉好个秋”“土地是农民的命子，也是我的新起点”“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四，遇李延平于石桥村。聊基层。”“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六，中南报记者乔玉莲来访。”

他在下面又写了一行：“一九九九年二月三，调县委办秘书科。”

写完之后他合上书，关了灯，躺在床上。天花板上的灯泡已经拆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灯座，像个黑洞洞的眼睛，从高处往下看。窗外的月光透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个方方正正的白框。

周一上午，谢鸣准时到县委办报到。

县委办的办公楼在县委大院主楼的三楼和四楼，三楼是秘书科、信息科、督查室，四楼是主任办公室和几个副主任的办公室。整栋楼是六十年代建的，苏联风格，外墙刷着浅黄色的涂料，走廊又宽又高，走在里面像走在一条隧道里。冬天暖气烧得不旺，走廊里冷飕飕的，能听见水管子里的水哗哗地流。

谢鸣上了三楼，找到秘书科的办公室。门是开着的，里面已经有了人。三十多平米的大房间，摆了六张桌子，坐了四个人。靠窗的位置空着，桌上蒙了一层薄灰。

“你是……谢鸣？”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方脸，浓眉大眼，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说话声音洪亮，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他大步走过来，握着谢鸣的手使劲摇了摇，“我是赵长河，科长。欢迎欢迎！你的大名我可是早就听说了，省报头版嘛，咱们县多少年没有过的事！”

谢鸣被他摇得身子晃了晃，笑着说：“赵科长，那是记者写得好，不是我做得好。”

“少来这套。”赵长河松开手，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拍得他肩膀生疼，“谦虚是好品质，但谦虚过头就是虚伪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

他指着靠里边坐着的一个年轻人，二十七八岁，白白净净，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毛衣，看起来很斯文。那人已经站起来了，脸上挂着标准的微笑。

“这是方志鹏，秘书科副科长，跟你一样。他也是大学生，省财经学院毕业的，在乡镇了三年，去年调到县委办的。”

方志鹏伸出手，跟谢鸣握了握。他的手很软，没什么力气，笑容很标准。

“谢科长，以后多交流。”他说。

赵长河又指着另外两个人一一介绍。一个叫何永贵，四十多岁，是科员，主要负责写材料，头发已经秃了一大半，眼睛下面挂着两个大眼袋，看起来像是常年熬夜的样子。他抬起头看了谢鸣一眼，嘴角扯了一下，算是笑了，然后低下头继续写东西。

一个叫苏小莲，三十出头，女的，负责会务和后勤。她穿着一件枣红色的毛衣，头发盘在脑后，收拾得很净，说话声音不大，笑眯眯的。她跟谢鸣握了握手，说了句“欢迎”，就回到座位上去了。

赵长河指着靠门边的一张空桌子说：“小谢，你先坐这儿。位置靠门，进出方便，就是冬天有点冷。你将就一下，等开春了我给你调。”

谢鸣把自己的东西放到那张桌子上，一个笔记本，两支笔，一个搪瓷茶杯。茶杯是老局发的，上面印着“老有所养”四个红字。

上班第一天，赵长河给了他几份文件，让他熟悉一下县委办的工作流程，又让他帮着整理了一份会议纪要。下午四点多，活完了，他坐在桌前翻文件，方志鹏走过来，在他桌边站了一会儿。

“谢科长，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

谢鸣抬起头，看着方志鹏那张白净的脸，笑了笑：“方科长，你太客气了。我请你吧，我是新人，应该的。”

“谁请都一样，一起坐坐。”方志鹏拍了拍他的肩膀，“下班我等你。”

下班后，方志鹏带着谢鸣去了县城东边的一家小饭馆，叫“聚贤阁”。名字起得很大气，其实就是个两层的小楼，楼下是大堂，楼上有几个包厢。方志鹏要了楼上的一间小包厢，两人坐下，服务员拿来菜单。

“谢科长，你点。”方志鹏把菜单推过来。

谢鸣看了看，点了两个家常菜——酸辣土豆丝、青椒炒肉。方志鹏又加了两个硬菜——红烧鲫鱼、小炒黄牛肉，又要了一瓶白酒。

“方科长，酒就不喝了吧，明天还要上班。”谢鸣说。

“少喝点，助助兴。”方志鹏已经打开了酒瓶，给两人各倒了一杯。

菜上来了，两人边吃边聊。方志鹏先是问了谢鸣在石桥村的工作情况，又问了他大学学什么专业、老家哪里的、父母做什么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像是在做背景调查，但问得很自然，像是在拉家常。

谢鸣一一回答，不多说一个字，也不隐瞒什么。

酒过三巡，方志鹏的话多了起来。

“谢科长，你在石桥村的事迹，我在县里听说过不少。”方志鹏端着酒杯，轻轻晃了晃，“你调到县委办来，知道是谁点的名吗？”

谢鸣夹了一块土豆，慢慢地嚼着：“蔡书记吧。”

方志鹏笑了笑：“蔡书记点的名，胡主任拍板。一句话的事。”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知道就行了。”

谢鸣放下筷子，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没有接这个话茬。方志鹏看了他一眼，也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

吃完饭，两人在饭馆门口分手。方志鹏叫了一辆三轮车走了，谢鸣步行回宿舍。县城的冬夜很冷，街上没什么人，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接下来的几天，谢鸣逐渐适应了县委办的工作节奏。秘书科的事情确实杂，早上八点上班，先是分拣当天的文件，把需要领导批阅的挑出来，按轻重缓急排好顺序，送到各领导的办公室。然后是写材料，各种各样的材料——领导讲话、会议纪要、情况汇报、经验总结、通知通报。赵长河说，秘书科的人，笔头子就是饭碗，写不好材料，就别想在县委办混下去。

谢鸣的笔头子是硬的。他写材料不像有些人那样堆砌辞藻、空话连篇，而是有骨头有肉，逻辑清楚，语言净，引用政策文件信手拈来。赵长河看了他写的第一份材料，在办公室里大声说了一句：“小谢，你这材料写得好！”

何永贵在旁边抬起头，看了一眼赵长河，又看了一眼谢鸣，低下头继续写自己的材料，什么都没说。

方志鹏倒是很大方，当着众人的面夸谢鸣：“谢科长是省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写材料当然是高手。”

二月十五，离春节还有三天。

县委办发了通知，春节放假七天，各科室安排好值班。谢鸣被安排在除夕值班，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赵长河拍着他的肩膀说：“小谢，你单身，不回家过年也没事，正好值班。结了婚的同志家里事多，你体谅一下。”

谢鸣笑了笑：“赵科长，没事，我值班。”

他没有告诉赵长河，他已经跟王桂兰说好了，除夕晚上值完班，大年初一早上坐最早的班车回去。

除夕那天，县委大楼空了。平时人来人往的走廊，现在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谢鸣坐在办公室里，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看了看表，下午四点多。他倒了杯水，站在窗前看外面。

县城的街道上也空了，大多数店铺关了门，偶尔有一两个行人匆匆走过，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货。远处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一阵一阵的。

他回到座位上，把那本《围城》从抽屉里拿出来。扉页上已经有好几行字了，“天凉好个秋”，“土地是农民的命子，也是我的新起点”，“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四，遇李延平于石桥村。聊基层。”，“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六，中南报记者乔玉莲来访。”，“一九九九年二月三，调县委办秘书科。”

他在下面又写了一行：“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五，除夕，值班。”

写完之后，他合上书，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窗外的鞭炮声越来越密了，像是无数个人在同时敲鼓，把整个县城敲得沸腾起来。谢鸣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光灯，灯管在微微地闪烁，一明一暗的。

他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去年夏天他从省城回来，坐的那辆晃晃悠悠的班车。想起他在人事局报到时宋国庆说的那些话。想起他在老局第一天上班，彭国梁递给他那烟，他呛得咳嗽。想起张静芳，想起桂林，想起漓江的水，想起那个夜晚她在他怀里哭。想起石桥村的杂物间，想起钱守田的烟，想起余老四的荤段子，想起吕嫂的红糖鸡蛋。想起那个穿着旧中山装走进村委会院子的人，想起他走的时候说“你忙吧”。

他把这些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像放电影一样，很慢很慢。

窗外的鞭炮声越来越响了，新的一年快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