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子在平淡中一天天过去。

谢鸣到老局上班的头一个月，基本是在熟悉情况和打杂中度过的。说是熟悉情况，其实就是把那份《双溪县离退休部名册》背了个滚瓜烂熟，哪个老同志住哪个小区，哪个老同志有什么慢性病，哪个老同志的子女在哪个单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彭国梁有一次随口问了他一个离休部的家庭情况，他想都没想就答了出来，彭国梁愣了一下，说了一句“你这记性可以啊”，便再无下文。

打杂的活儿就更琐碎了。帮老部报销医药费、去县委办送文件、给会议室摆桌椅、抄写各种通知和函件，凡是别人不愿意的活儿，都落到了他这个新人头上。谢鸣也不计较，交代什么就什么，而且得又快又好。罗淑芳有一次让他起草一份关于重阳节慰问活动的通知，他花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写好了，措辞严谨又不失人情味，罗淑芳看了只改了两个标点符号就签发了。

“小谢这文字功底，不愧是中文系出来的。”罗淑芳在局务会上提了一句，语气里带着满意。

但满意归满意，罗淑芳对谢鸣的态度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她不像对有些年轻人那样呼来喝去，也不像对有些老同志那样客客气气，而是用一种“我看好你但我也在观察你”的方式跟他相处。这种距离感让谢鸣既感到压力，也感到安心——压力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必须时刻保持状态，安心是因为他知道罗淑芳是个讲规矩的人，只要把工作做好，她不会故意为难你。

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谢鸣刚从县医院帮一位退休的副县长办完住院手续回来，在楼道里碰到了罗淑芳。她正从楼梯上下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看见谢鸣满头大汗的样子，停下脚步。

“小谢，你今天帮赵老办住院手续了？”

“是的罗局长，赵老的冠心病又犯了，县医院说需要住院观察几天。手续都办好了，医保那边也对接了。”谢鸣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八月的县城热得像蒸笼，他骑自行车来回跑了两趟，后背的衬衫湿透了。

罗淑芳点了点头，沉默了几秒钟，忽然说了一句让谢鸣意外的话：“小谢，你在老局得不错，但我跟你说句实话，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谢鸣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接这话。

罗淑芳看了看楼道两头，压低声音说：“你是重点大学毕业的，又有文凭又有能力，窝在我们这里写通知填表格，耽误了。你自己心里要有数，有机会就要往外面走。我说这话不是赶你走，是为你好。”

说完她就走了，留下谢鸣一个人站在楼道里，手里还拿着一沓住院单据。

他明白罗淑芳的意思。老局是个养老的地方，对那些快退休的人来说是福地，但对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来说，待久了就等于慢性自。在这里，你接触的都是退下来的人，听到的都是过去的事，做的都是没有太大挑战性的工作。一年两年还好，三年五年下来，人的锐气就磨没了，再想往上走就难了。

但谢鸣也知道，现在不是着急的时候。他刚来一个多月，屁股还没坐热就想走，既不合规矩，也不合人情。再说，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去处，贸然行动只会适得其反。

他把罗淑芳的话记在心里，继续埋头活。

八月底的一个周末，谢鸣终于见到了张静芳。

这一个月里，他们见过两次面，都是在县城的小饭馆里吃顿饭，聊聊各自的近况。谢鸣总觉得张静芳有些心不在焉，说话的时候眼神老是往别处飘，问她在想什么，她总是笑笑说“没什么，妇联那边事情太多，累的”。

谢鸣没有多想。他觉得自己刚从学校出来，还没有完全适应工作节奏，张静芳比他早工作一年，压力大一些也正常。

那天下午，他们约在县城的一家录像厅看了一场电影。录像厅在县电影院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红布帘，里面黑黢黢的，空气中弥漫着烟味和汗味。张静芳靠在他肩膀上，看了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睡着了，谢鸣搂着她的肩膀，看着屏幕上模糊的影像，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那种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变凉，但又说不上来是哪里出了问题。

九月中旬，谢鸣被罗淑芳安排去县委办送一份关于重阳节活动的方案。县委办在主楼三楼，他上楼的时候，正好碰见一拨人从会议室出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边走边跟旁边的人说笑。有人叫他“杨主任”，他微微点头，步伐很快，后面跟着的人小跑着才能跟上。

谢鸣侧身让到走廊边，等这群人过去后才继续往前走。他问了一下传达室的老头，才知道刚才那个“杨主任”叫杨成海，是县委办副主任。

他没多想，把文件送到秘书科就走了。

九月下旬的一天，张静芳忽然给谢鸣打来电话，语气比平时轻快了许多：“谢鸣，国庆我们去桂林玩吧？我同事说那边风景特别好。”

谢鸣愣了一下，他原本打算国庆回镇上帮父母几天农活，晚稻正要收割，谢成林一个人忙不过来。但听到张静芳的声音里久违的那种雀跃，他犹豫了几秒钟，还是答应了。

“行，去桂林。”

“票我来买，你就不用心了。”张静芳说完就挂了电话。

九月三十号下午，谢鸣跟罗淑芳请了三天假，说要去省城看一个同学。罗淑芳痛快地批了，还叮嘱他路上小心。

他和张静芳约在县汽车站碰头。张静芳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散下来披在肩上，看起来比平时年轻了好几岁，像是又回到了高中时代。谢鸣看见她的第一眼，心里那个慢慢变凉的东西忽然又热了起来。

从双溪县到桂林，要先坐班车到市里，再转火车。市里的火车站在城北，是一栋苏联风格的老建筑，高大的廊柱上满是岁月的痕迹。他们到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多，火车要十一点才开，两人就在候车室里等。

候车室里人很多，到处是蛇皮袋子和编织袋，空气里飘着泡面和汗味。张静芳靠着谢鸣的肩膀，忽然低声说了一句：“谢鸣，你后悔回来吗？”

“不后悔。”谢鸣说。

“真的？”

“真的。”

张静芳没有再说话，只是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火车是绿皮车，硬座，从市里到桂林要坐七个多小时。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上站着坐着躺着都是人，空气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谢鸣把靠窗的位置让给张静芳，自己坐在过道边，一路上基本没合眼。张静芳倒是睡得很踏实，头靠在车窗上，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在做什么好梦。

到桂林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多，天刚蒙蒙亮。两人出了站，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放下行李就去了漓江。

十月的桂林，暑气还没完全消退，但早晚已经有了凉意。漓江的水很清，两岸的山峰像是一幅水墨画，层层叠叠地铺展开去。他们坐了一艘小游船，船工撑着竹篙，慢悠悠地往阳朔方向走。张静芳坐在船头，脱了鞋，把脚伸进水里，咯咯地笑。

谢鸣看着她的笑脸，忽然觉得这四年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什么老局，什么前途，什么门当户对，在这一刻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在笑，而他在这里。

他们在桂林待了三天。第一天游了漓江，第二天去了阳朔，第三天在桂林市区逛了逛。白天看风景，晚上就在小旅馆里待着。那三天里，两人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突破。那是谢鸣的第一次，也是张静芳的第一次。事后张静芳躺在他怀里，忽然哭了，哭得很厉害，谢鸣问她怎么了，她只是摇头，说“没事，我就是高兴”。

谢鸣信了。

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一段，他会觉得自己中文系算是白读了。那么多写人情世故的小说，那么多剖析人性的经典，他居然没有从那些蛛丝马迹中读出任何异常。张静芳的眼泪，她紧握他手的力度，她在漓江边说的那句“如果时间能停在这里就好了”——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女人在做最后的告别。

但他那时候太年轻，太相信四年多的感情经得起任何风浪。

十月三号下午，他们坐上了回程的火车。张静芳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田野，一言不发。谢鸣以为她是累了，没有打扰她。

回到双溪县后，一切开始变得不对。

四号上午，谢鸣给张静芳打电话，没人接。五号又打，还是没人接。六号再打，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张静芳的母亲刘秀英。

“阿姨你好，静芳在家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刘秀英的声音冷得像结了冰：“她出去了，不在。”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电话挂了。

谢鸣握着话筒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拨了张静芳的传呼号。那时候县里的年轻人流行用传呼机，摩托罗拉的，别在腰带上，响了就找电话回过去。他连呼了三次，都没有回电。

七号上班后，谢鸣趁着午休时间去了县妇联。张静芳的同事告诉他，她请了长假，说是身体不舒服，要休息一段时间。

“请假？什么时候的事？”

“就昨天，她打电话来说的。”

谢鸣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他强忍住没有追问，道了谢，出了妇联的办公楼。

十月的县城，秋风吹起来的时候已经有些冷了。谢鸣站在路边，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想不明白。七天前他们还在一起，在漓江的游船上，在小旅馆的床上，她还在他怀里哭，说她高兴。怎么一回来，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接下来的子，谢鸣像疯了一样找张静芳。他每天打无数个电话，发无数条传呼，甚至骑车去了张静芳家的小区，在楼下等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没见到她的人影。张国庆和刘秀英像是商量好了一样，谁都不接他的电话，他上门去敲门，门开了，刘秀英站在门口，冷冷地说了一句：“小谢，你别来了，静芳不想见你。”

“阿姨，你给我一个理由。”谢鸣的声音有些发抖，但他拼命控制着自己。

刘秀英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一瞬间的犹豫，但很快就被某种更坚硬的东西取代了。她没有回答，直接关上了门。

门关上的那一刻，谢鸣听见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很低，他没有听清说的是什么。

十月底的一天，答案来了。

那天谢鸣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老部健康档案。彭国梁从外面走进来，腋下夹着一份文件，看了谢鸣一眼，欲言又止。他在自己座位上坐了一会儿，抽了半烟，最后还是开口了。

“小谢，你听说没有，县妇联那个张静芳，要结婚了。”

谢鸣握着笔的手顿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没有抬头，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听说了。”

彭国梁看了他一眼，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声音放低了几分：“男方是杨成海的儿子，叫杨志军。杨成海你知道吧？县委办副主任，管着县委那边的常运转，在县里人脉很广。”

“知道。”谢鸣说。

“这个杨志军，以前在乡镇过，去年调回县城了，在县计委上班。”彭国梁说着，又点了一烟，“两家条件都不差，张国庆在教育局，杨成海在县委办，这门婚事，算是门当户对。”

谢鸣没有说话，继续整理档案。

彭国梁见他不接话，也不好再说什么，起身出去办事了。

办公室只剩下谢鸣一个人。他把手里的档案放下，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涩的味道在舌尖上蔓延开来。他把茶杯放下，继续活。

消息很快在县城传开了。双溪县城不大，体制内就那么些人，谁家儿子娶了谁家闺女，用不了两天就能传遍整个圈子。有人在背后议论，说张静芳之前不是跟老局那个新来的大学生处对象吗？怎么一转眼就嫁给杨成海的儿子了？也有人说，人家张家本来就不满意那个农村来的，门不当户不对，迟早要散。

谢鸣在单位食堂吃饭的时候，偶尔能感觉到别人投来的目光，里面有同情，有好奇，也有几分看热闹的意味。他装作什么都没察觉，该吃饭吃饭，该活活。

他把所有的情绪都压在了心底，像把一个易碎的东西放进一个密封的罐子里，拧紧盖子，然后告诉自己：碎了，但你不能让人听见声音。

十一月初的一个下午，谢鸣在县邮电局门口碰见了张国庆。

那天他刚寄完一封信出来，张国庆正要从外面进去。两人在台阶上走了个对面，距离不到两米。张国庆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衫，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脸色看起来不太好，眼袋很重，像是没睡好。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张国庆的脚步明显顿了一下。

谢鸣看着他，没有说话，也没有让开路。他站在台阶上，比张国庆高了半个头，夕阳从背后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张国庆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他低下头，从谢鸣身边快步走了过去，皮鞋踩在水磨石台阶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谢鸣没有回头。他走下台阶，骑上自行车，沿着县城的主街慢慢往回走。街上的人不多，两边的店铺已经亮起了灯，五金店、杂货铺、小饭馆，一家挨着一家，招牌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刺眼。

他想起了一首诗，是北岛的。他在大学时读过，当时觉得太冷峻，不太喜欢，现在忽然想起了其中的几句：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他把这两句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过了几遍，然后笑了。那个笑容很淡，带着一种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的味道。

那个晚上他回到宿舍，翻开苏教授送的那本《围城》，在扉页上那八个字的下面，用钢笔写下了一行小字：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天凉好个秋。”

然后他合上书，关了灯，在黑暗中睁着眼，直到天亮。

窗外的县城在夜色中沉寂下去，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一声长，一声短，在渐暗的天色中慢慢消散。十一月的双溪县，秋风裹着寒意从北边吹来，街上的法桐叶子一片接一片地往下掉，落在人行道上，被人踩碎了，又被风卷起来，不知吹到哪里去了。

有些东西碎了，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