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三月二十四，星期三。

谢鸣一大早就去了县委大院的门卫室，老吴正在那儿翻报纸。双溪县的报刊配送一般是早上七点半到，门卫先分拣，然后各科室派人来取。

“吴叔，中南报到了没？”谢鸣问。

老吴从一摞报纸里翻了翻，抽出一份递给他：“到了到了，你自己看。”

谢鸣接过来，翻到农村版。第三版，“基层传真”栏目，一篇通讯赫然在目——《春耕时节访双溪》。作者署名：本报记者 乔玉莲 通讯员 谢鸣。

文章不长，一千九百字，配了一张照片。照片是石桥乡那个蔬菜大棚基地的，崔大勇站在大棚前面，咧着嘴笑，身后的塑料薄膜破了好几个洞。照片说明写的是：“双溪县石桥乡蔬菜大棚基地，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农户进行春季管护。”——破洞没拍进去，角度选得好。

谢鸣把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乔玉莲改动不大，基本保留了他的原话，只是在开头加了一段背景介绍，结尾加了一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古诗，算是记者的手笔。

他把报纸折好，夹在腋下，上了三楼。

秘书科的人陆续到了。赵长河一进门就喊：“小谢，报纸看了没？你的大作发表了！”

“赵科长，您别笑话我，就是个通讯稿，不是什么大作。”谢鸣笑着把报纸递过去。

赵长河接过报纸，大声念了起来：“‘田里的黑牯牛走得慢吞吞的，犁铧翻开黑油油的泥土，散发出一股湿的、带着草气息的味道。’——啧啧，这文字，学中文的就是不一样。何永贵，你听听，这才是文章！”

何永贵坐在角落里，抬起头看了一眼，没有说话，低下头继续写他的材料。谢鸣注意到他手里的笔握得很紧，指节发白。

方志鹏走过来，拿起报纸翻了翻，笑着说：“谢科长，厉害啊。省报发文章，咱们秘书科你还是头一个。上次有人发省报，还是赵科长三年前吧？”

赵长河摆了摆手：“我那是个豆腐块，两百来字，跟小谢这个没法比。人家这是通讯，占了半个版。”

谢鸣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说了句“我下去拿点材料”，就出了办公室。

他在走廊里走了几步，正好碰见胡一民从四楼下来。胡一民手里也拿着一份中南报，看见谢鸣，脚步慢了下来。

“小谢，文章我看了。”胡一民站在楼梯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语气不咸不淡，“写得好。蔡书记早上跟我讲了，说你这个通讯员当得称职。”

谢鸣说：“胡主任，文章能发出来，全靠您和蔡书记把关。没有领导点头，我不敢发。”

胡一民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他在县委办主任这个位置上坐了这么多年，听过无数奉承话，但谢鸣这句话说得不卑不亢，既表了态又不显得巴结，分寸拿捏得刚好。

“晚上有没有安排？”胡一民忽然问。

谢鸣愣了一下：“没有，胡主任。”

“那你晚上来我家，吃个便饭。”胡一民说完，没等他回答，就下了楼。

谢鸣站在走廊里，看着胡一民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他知道，这顿饭不是白吃的。胡一民是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在县里的排名虽然不是最靠前，但“大内总管”这个位置，能决定很多事情。他要找谁吃饭，一定是有什么话要说。

下午下班后，谢鸣换了件净衬衫，去了胡一民家。

胡一民的家在县委家属院，一栋三层小楼，每家一个小院子。院子不大，种了几棵月季，还没开花，叶子绿油油的。谢鸣按了门铃，来开门的是胡一民的妻子，五十来岁，胖乎乎的，围着一件碎花围裙，笑起来很和气。

“你是小谢吧？老胡说了你要来，快进来快进来。”

谢鸣换了鞋，进了客厅。胡一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见他进来，指了指旁边的单人沙发：“坐，先喝茶，饭马上好。”

客厅不大，收拾得很净。茶几上摆着一套紫砂茶具，胡一民自己泡茶，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很讲究的事情。他给谢鸣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一杯，端起来抿了一口。

“小谢，你来县委办一个多月了吧？”

“一个半月了，胡主任。”

“感觉怎么样？适应了没有？”

谢鸣想了想，说：“适应的还行。秘书科的工作节奏比老局快，但赵科长和方科长都很好，教了我很多东西。”

胡一民点了点头，放下茶杯：“你在石桥村的工作情况，我了解过。土地延包那件事，你做得扎实。蔡书记把你调来县委办，是看中你的能力和作风。秘书科副科长这个位置，不是谁都能的。赵长河管全面，你管文字，方志鹏管协调，各有分工。你的长处是笔头子硬，这个要发挥好。但秘书科不光是写材料，还要会看人、会办事、会把握分寸。这些事情，书本上学不到，要在实践中慢慢悟。”

谢鸣认真地听着，把胡一民说的每一个字都记在了心里。

“你在省报上发文章，这是好事，给县里长了脸。”胡一民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意味深长，“但你要记住，好事也能变成坏事。有人替你高兴，就有人心里不痛快。你现在是蔡书记跟前的人，多少人盯着你。你走一步，别人看十步。你说话做事，要比别人更加谨慎。”

谢鸣知道胡一民说的是谁。杨成海，方志鹏，还有那些他不认识但已经把他当成竞争对手的人。

“胡主任，我记住了。”谢鸣说。

胡一民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不再说工作上的事了。他问了谢鸣家里的情况，父母身体好不好，家里有几亩地，种什么庄稼。谢鸣一一回答，胡一民听着，不时点点头。

“你爸叫谢成林？”胡一民忽然问。

“是的，胡主任。”

“那天在双溪镇，蔡书记问起的那块地，就是你家的？”

谢鸣心里一紧，但面上不动声色：“是，胡主任。那块地是我爸种的。”

胡一民看了他一眼，目光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审视，又像是感慨。他没有再问，站起来说：“吃饭吧。”

饭桌上是四菜一汤，红烧肉、清炒菜心、酸豆角、一碟花生米，外加一碗紫菜蛋花汤。胡一民开了一瓶白酒，给自己倒了一杯，给谢鸣也倒了一杯。

“来，喝一杯。”

两人碰了杯，各自抿了一口。胡一民的妻子在旁边劝：“老胡，少喝点，你血压高。”

“今天高兴，多喝一口没事。”胡一民说着，又抿了一口。

酒过三巡，胡一民的话多了起来。他没有再谈工作，而是讲起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他说他二十岁就当公社部，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县的每个村子，那时候穷，下乡就在老百姓家里吃派饭，一碗红薯粥、一碟咸菜就打发了。

“那时候苦，但老百姓对我们好。”胡一民端着酒杯，眼睛有些迷离，“现在条件好了，部跟老百姓反而远了。你到村里去，老百姓跟你打招呼，叫的是‘领导’，不是‘同志’了。”

谢鸣说：“胡主任，我在石桥村的时候，老百姓叫我‘谢部’，也不是‘同志’。”

胡一民看了他一眼，笑了：“‘谢部’比‘领导’好，至少还有个‘部’两个字，说明你在他们眼里还算个部，不是个官。”

吃完饭，谢鸣帮胡一民的妻子收拾了碗筷，又陪胡一民喝了会儿茶，就告辞了。胡一民送他到门口，忽然说了一句：“小谢，你在秘书科好好，有什么困难直接来找我。”

谢鸣点了点头，走出家属院。夜风很凉，但已经不像冬天那样刺骨了。三月下旬，春天已经到了，只是还没完全暖过来。

他走在街上，脑子里反复琢磨着胡一民今晚说的那些话。有几句话他听得懂，有几句话他听不太懂，但都记了下来，留着以后慢慢消化。

胡一民说他现在是“蔡书记跟前的人”——这句话的分量，他掂量得出来。在县委办，谁是蔡书记跟前的人，谁就有话语权。但这个身份也是一把双刃剑，蔡书记看重你的时候，你是红人；蔡书记哪天不看重你了，你就是弃子。

他想起方志鹏在饭桌上说的那句话——“秘书科是给书记服务的。”当时觉得是废话，现在想想，方志鹏是在提醒他：你的在蔡书记那里，不在别处。

文章见报后的第三天，县里传来了一个消息。

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李延平同志任省委秘书长。这意味着他不再是“没有分工”的新来常委了，而是省委的大管家，全省最有权势的职位之一。

谢鸣是在县委办的内部通报上看到这条消息的。通报很简单，就一句话，夹在一堆文件里，要不是他特意去找，差点错过了。

他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李延平，省委秘书长。那个穿着旧中山装、一个人走进石桥村村委会院子的人，现在是省委的大管家了。

方志鹏从旁边走过，看见他在看通报，凑过来瞄了一眼：“李延平？新来的那个常委？听说这个人很低调，下来调研从来不打招呼，上次去黄沙岭就是微服私访，把霍玉贵吓得够呛。”

谢鸣不动声色地说：“是吗？我没听说过。”

方志鹏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

谢鸣把通报放回文件夹，继续整理手头的材料。但他心里在想一件事——李延平还记得石桥村吗？还记得那个蹲在村委会门口跟他聊了半个多小时土地延包的年轻人吗？

他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甩掉了。一个省委秘书长，每天要处理多少大事，怎么可能记得一个基层小部？不要想多了。

接下来的子，谢鸣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县委班子里的人和事。

他发现，这栋灰色大楼里的格局，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蔡培生和熊国平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书记管人事、县长管钱袋”，而是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在较劲。常委会上，蔡培生提的方案，熊国平很少当场反对，但会提出“补充意见”，这些“补充意见”往往把方案修改得面目全非。熊国平提的，蔡培生也很少否决，但会要求“进一步论证”，一论证就是几个月，黄花菜都凉了。

有一次，谢鸣在整理常委会记录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会上讨论一个乡镇领导班子调整的方案，蔡培生提名的人选，熊国平说“该同志工作经验丰富，但群众基础还需要进一步考察”；熊国平提名的人选，蔡培生说“该同志年富力强，但缺乏基层历练”。两个人说的都是官话，但官话底下藏着的，是两个人在关键岗位上的争夺。

谢鸣把这些观察记在心里，没有写在纸上，也没有跟任何人说。他知道，在县委办这种地方，知道得太多不是好事，但什么都不知道更不是好事。关键在于，你知道了，但别人不知道你知道。

方志鹏这几天对他的态度有些微妙的变化。

以前方志鹏跟他说话，总是笑眯眯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我是老人你是新人”的优越感。现在这种优越感淡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平等、也更谨慎的态度。

谢鸣猜，应该是那篇文章的功劳。他在省报上发了文章，而且是跟蔡培生下乡调研的内容，这让他在秘书科的地位上升了一截。方志鹏感觉到了，所以调整了对他的姿态。

但他不觉得方志鹏是朋友。朋友这个词在官场上太奢侈了，大多数人只是同事、上下级、利益相关方。方志鹏对他好，未必是真心喜欢他，更可能是觉得他有利用价值。

谁又知道呢。

四月一号，愚人节。

谢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很陌生，是个男人，着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请问是谢鸣同志吗？”

“我是。您哪位？”

“我是省委办公厅的，姓刘。请问您认识李延平同志吗？”

谢鸣的手猛地握紧了话筒，心跳加速，但声音还是稳住了：“我认识李延平同志，去年他在石桥村调研的时候，我们见过一面。”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是这样的，李延平同志让我们找一下去年石桥村土地延包工作的相关材料，他提到你那里有一份手绘的土地分布图和工作笔记。省委党校正在编一本农村工作案例集，想把石桥村的经验收录进去。你方便把材料复印一份寄过来吗？”

谢鸣心里一阵激荡，但面上不动声色：“方便，我今天就复印好，明天寄出去。”

“不用寄，我们派人来取。你把材料准备好就行。”

电话挂了。谢鸣握着话筒，在桌前坐了很久。

窗外，四月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他的办公桌上，暖洋洋的。他伸出手，让阳光落在手背上，感觉到一种久违的温度。

他想起了去年十二月，在石桥村那个寒风刺骨的下午，那个穿着旧中山装的人坐在石墩上，接过他递的烟，问他土地延包难在哪儿。他想起了自己当时说的话，想起了那个人听的时候烟灰掉了一截都没有掸。

他又想起了苏志国送他的那本《围城》，扉页上的八个字——“学以致用，不失本心。”

他把那本书从抽屉里拿出来，翻了翻扉页，在最新一行“一九九九年三月十八，随蔡培生下乡调研春耕。写通讯稿，与乔玉莲联名，蔡书记同意发表”的下面，又写了一行：

“一九九九年四月一，省委办公厅来电话，李延平同志调阅石桥村土地延包材料。春阳满室。”

写完之后，他合上书，站起来，走到窗前。

县城的街道上人来人往，有人骑着自行车，有人拎着菜篮子，有人蹲在路边下象棋。远处的田野里，早稻已经下去了，秧苗在春风中摇曳，绿油油的一片，像是给大地铺了一层绒毯。

他看了很久，才转身回到座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