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四月的双溪县，雨下得像天被捅了个窟窿。

谢鸣到“两会”办公室上班的第三天，就赶上了一场没完没了的阴雨。农业局三楼那两间大办公室窗户朝北，雨丝顺着玻璃往下淌，把外面的世界糊成了一片灰白色。办公室副主任程凯在隔壁房间开着门打电话，声音不大，但语气一次比一次急。

“你们石桥乡的报表怎么还没报上来？……我知道你们忙，全县都忙，就你们石桥乡特殊？……明天上午之前，必须报到我桌上。”

挂了电话，程凯走到门口，朝谢鸣这边看了一眼：“小谢，你来一下。”

谢鸣放下手里正在汇总的乡镇报表，走过去。程凯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茶杯旁边放着一瓶速效救心丸，盖子拧开着，看来刚吃过。

“你帮我拟个通知，今天下午发到各乡镇。”程凯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重新戴上，“关于进一步加快‘两会’清产核资进度的紧急通知。措辞要硬一点，但不能太硬，既要体现县委县政府的决心，又要给基层留余地。你是中文系的高材生，这个分寸你比我懂。”

谢鸣点点头，回办公室拟通知。他写了三稿，第一稿太软，第二稿太硬，第三稿才找到那个“既坚决又有余地”的分寸感。他把第三稿拿给程凯看，程凯看了一遍，改了两个词，说“发吧”。

通知发下去之后，各乡镇的报表陆续报上来了。谢鸣一份一份地看，一笔一笔地汇总。他的工作笔记本上画满了表格和数字，每个乡镇的基金总额、放款总额、逾期贷款、清收进度，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发现自己以前在老局和秘书科学到的东西——耐心、细致、有条理——在这个岗位上全用上了。

但数字背后的东西，比数字本身更让他不安。

石桥乡的报表，崔大勇签的字，数据倒是报了，但谢鸣一眼就看出问题：石桥乡基金会的放款总额是二百三十万，逾期贷款却只有十二万，清收率超过百分之九十。这个数据在全乡排第一，但谢鸣记得很清楚，上次跟着蔡培生去石桥乡调研春耕，崔大勇带他们看的那个蔬菜大棚基地，投入了八十多万，大棚的塑料薄膜破了不少洞，菜苗稀稀拉拉的。这个用的是基金会的钱还是别的资金，他没问过，但直觉告诉他，一个八十多万的，不可能只逾期十二万。

他没有声张，在笔记本上把石桥乡的数据圈了个圈，旁边打了个问号，合上笔记本放在抽屉里。

另一个让他警觉的乡镇是黄沙岭乡。霍玉贵报上来的数据显示，黄沙岭乡的基金会逾期贷款高达四十七万，清收进度排在全县倒数第三。四十七万在黄沙岭那种地方不是个小数目，谢鸣了解黄沙岭，那里的老百姓一年到头人均收入不到两千块，四十七万相当于两百多个农民全年的收入总和。

他拿起电话，拨了黄沙岭乡党政办的号码。

“你好，黄沙岭乡党政办。”接电话的是个女的，声音有点耳熟。

“你好，我是县‘两会’办谢鸣，想了解一下你们乡上报的逾期贷款数据。你们乡基金会的逾期贷款四十七万，这个数字准确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然后那个女声忽然提高了八度：“谢部？你是谢部？”像是老熟人见了面似的，声音里透着惊喜。

谢鸣愣了一下：“你是——”

“我沈雪梅啊！上次现场会，你让我当讲解员的那个！沈雪梅！”电话那头的声音又快又脆，像是炒豆子似的噼里啪啦往外蹦。

谢鸣想起来了，那个在石桥村现场会上穿红色羽绒服、声音清脆的乡农经事。“沈事，你好。你现在调党政办了？”

“调过来两个月了。谢部，你刚才说‘两会’的逾期贷款数据？那个数是我汇总的，我还专门跟基金会的老刘对过账，四十七万应该没问题。不过老刘说，有些账是前些年的，借款的人有些已经不在乡里了，还有几个是——”她压低了声音，“是乡里的部，以前批的贷款，到现在还没还。”

谢鸣握着话筒的手紧了一下，但语气还是平稳的：“沈事，谢谢你。我知道了。”

“谢部，你什么时候回黄沙岭来看看？霍书记前几天还念叨你呢，说你是个实事的人！”沈雪梅的声音又大了起来。

谢鸣笑了笑：“有机会一定去。你忙，不打扰了。”

挂了电话，谢鸣在笔记本上黄沙岭乡那条后面又加了一行字：“逾期贷款中涉及部借款，需核实。”

他把笔记本合上，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雨还在下，打在窗玻璃上，啪啪啪的，像是在催着什么。

四月中旬，风暴来了。

风暴不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审计局的一纸报告来的。

县审计局按照领导小组的要求，对全县各乡镇的“两会”账目进行抽查审计。第一批抽查了五个乡镇，其中有三个乡镇的账目存在问题，最严重的是双溪镇——城关镇。

审计报告送到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那天下午，程凯把谢鸣叫到办公室，关上了门。

“你看看这个。”程凯把一份文件推过来，脸色很不好看，黑眼圈比平时更重了。

谢鸣拿起来翻了翻。审计报告显示，双溪镇基金会存在严重的账目混乱和资金挪用问题。账面上的放款总额是三百一十万，但实际到账的只有两百六十万，有五十万去向不明。更严重的是，审计人员发现基金会的一些贷款审批手续存在明显的违规作——没有抵押、没有担保、没有考察报告，有的甚至连借款人的身份信息都不完整。

“这五十万，审计局说‘去向不明’。”程凯的手指在报告上点了点，“不是‘无法核实’，是‘去向不明’。这两个字的差别，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谢鸣知道。“去向不明”意味着有人知道钱去了哪里，但不想说出来。

“双溪镇的基金会，谁管的？”谢鸣问。

程凯看了他一眼：“周士良是双溪镇的党委书记，基金会的法人代表就是他。但具体管事的，是基金会主任，叫胡和平。”

程凯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要不要说下一句。他看了看门口，压低声音：“胡和平的姐夫是杨成海。杨成海你知道吧？县委办副主任。”

谢鸣的手指顿了一下，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杨成海。杨志军的父亲。张静芳的公公。

不是杨志军本人出事，是他舅子胡和平出了事。但胡和平背后站着的是杨成海，这条线就长了。五十万的窟窿，审计查出来了，纪委介入了，拔起萝卜带出泥，谁也不知道这泥会溅到谁身上。

程凯没有注意到他的异样，继续说：“审计报告已经送到蔡书记那里了。蔡书记让纪委介入，彭海东同志亲自挂帅。这个事，不是小事，弄不好要进去人的。”

谢鸣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他把审计报告放在桌上，站起来，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坐在桌前，看着窗外的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几个字：杨成海，胡和平，五十万。

他想起去年秋天，在县邮电局门口碰见张国庆时的情景。张国庆低着头从他身边走过去，皮鞋踩在水磨石台阶上，发出清脆的响声。那时候他以为那是他跟张静芳最后的交集，没想到大半年之后，她的名字会以这种方式重新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不是她本人，是她的公公。

他又想起那天在县委大院台阶上遇见张静芳，她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大衣，化了淡妆，说“谢鸣，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是为嫁了别人说对不起，还是为别的事？

他把这些念头压下去，打开笔记本，在双溪镇那条后面写了一行字：“审计发现问题，纪委已介入，胡和平系杨成海舅子。”

然后他合上笔记本，继续看下一份报表。

四月十七，星期五。

县委办接到省委办公厅内部传真，说省委政研室近期要到几个县调研农村“两会”清理整顿和春耕生产情况，双溪县是其中一个点。传真上明确写了：调研时间为四月中下旬，具体期另行通知；调研方式为随机走访，不搞层层陪同，不提前通知县里具体行程；带队的是省委政研室副主任韩复礼，随行两人。

蔡培生在传真上批了一行字：“各有关单位做好配合准备，不搞形式，不搞接待，听候通知。”

胡一民把谢鸣叫到办公室，把传真给他看。

“小谢，你在‘两会’办，又跑过石桥村，情况熟。到时候省里来了人，可能要你配合。你心里有个数就行，不要往外说。”胡一民的声音不紧不慢，但每一个字都带着分量。

谢鸣点了点头：“我知道了，胡主任。”

四月十八，星期六，雨终于停了。

谢鸣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往黄沙岭乡去了。他不是去检查工作的，是去办私事——石桥村的余老四打电话到县委办找他，说他要去广东了，走之前想见见他，让他去村里喝杯酒。谢鸣本来想推掉，但余老四在电话那头扯着嗓子喊：“谢部，你要是不来，我就去县城找你！你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

谢鸣笑出了声，答应了下来。

从县城到黄沙岭的盘山路，谢鸣骑过很多次。路是砂石路面，前几天下过雨，坑坑洼洼的，积水的地方像一面面破碎的镜子，反射着灰白色的天光。路两边是连绵的山丘，山上的树木已经抽了新芽，嫩绿的颜色在阴沉的天空下显得格外鲜亮。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偶尔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野花香。

他骑了将近两个小时，翻过最后一道山梁，看到了黄沙岭乡政府所在地那一片低矮的房屋。

就在这时候，出事了。

前面的山路是一个急弯，路面很窄，左边是山壁，右边是几米高的陡坡，坡下是一片水田。谢鸣减速慢行，刚转过弯，就看见前面几十米处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歪歪斜斜地停着，车头扎进了路边的排水沟，车尾翘起来，像一只撅着屁股的鸭子。

他赶紧刹车，把自行车停在路边，跑过去。

面包车的车头撞得不轻，保险杠变形了，引擎盖翘起来，散热器在往外冒白气。驾驶座的门开着，司机蹲在路边，一只手捂着额头，手指缝里有血往下淌。他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脚上是一双皮鞋，看起来不是本地人。

“师傅，你怎么样？”谢鸣蹲下来问他。

司机抬起头，看了谢鸣一眼，眼神有些涣散：“疼……头疼，头晕。”

“别动，我看看。”谢鸣轻轻拨开他的手，检查了一下伤口。额头上一道口子，不算很深，但流了不少血，整张脸都被血糊住了。他用司机递过来的毛巾按住伤口，帮他止血。

“车上还有别人吗？”谢鸣问。

司机指了指车里，声音虚弱：“后……后面还有人。”

谢鸣跑到车后，拉开侧门。后排座位上躺着一个人，是个年轻姑娘，穿着白色的衬衫和深色的裤子，头发散开，遮住了半边脸。她被撞得从座位上滑了下来，蜷缩在座椅之间的空隙里，一动不动。

谢鸣心里一紧，伸手探了探她的鼻息。有呼吸，但很微弱。他不敢乱动她，怕她有内伤或者颈椎受损，只能先把她身上的碎玻璃拨开，又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盖在她身上。

“姑娘，你听得到我说话吗？”谢鸣轻声问。

没有反应。他又叫了几声，还是没反应。他注意到她的右臂上有一道伤口，袖子被划破了，血顺着胳膊往下淌，把座椅染红了一片。

他四处找了找，在车座底下发现一个黑色的小挎包，打开一看，里面有钱包、手机和几张工作证。工作证上的名字是：沈芷，中南报社，记者。另外还有一份省委政研室的调研函，上面盖着公章。

谢鸣没有时间细看，把东西收好，继续帮司机止血。他一边按着司机额头的伤口，一边朝路上张望，希望能有车经过。这条路上车很少，他等了十多分钟，才远远看到一辆农用三轮车突突突地开过来。

他跑到路中间把车拦下来。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本地农民，皮肤黝黑，穿着一件蓝色的劳动布外套。谢鸣把自己的工作证给他看，说：“师傅，前面出车祸了，两个人受了伤，麻烦你去黄沙岭乡政府报个信，让他们派救护车来。这条路你熟，前面直开再拐弯就到了，你骑快点，二十分钟能到。人命关天，你帮帮忙。”

那农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路边歪歪斜斜的面包车，二话没说，调转车头往回开。

谢鸣又回到司机身边，继续帮他按着伤口。司机的脸色越来越白，嘴唇发紫，看起来像是失血过多。

“兄弟，别睡。”谢鸣拍着他的脸，声音很大，“跟我说几句话，你叫什么名字？”

“刘……刘建国。”司机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刘建国，你们从哪里来？到黄沙岭什么？”

“省……省城……来调研……”刘建国说完这几个字，眼睛一翻，又晕过去了。

谢鸣不敢再耽误，把刘建国放平在路边，用他的衣服垫高他的头，又跑回车里看了看沈芷。她还是没有醒，但呼吸比刚才平稳了一些。她的脸色很白，嘴唇几乎没有血色，右臂上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

谢鸣看着她的脸，被头发遮着，看不太清。他伸手轻轻拨开她脸上的头发，露出一张年轻的面孔——大概二十二三岁的样子，鹅蛋脸，眉毛弯弯的，睫毛很长，嘴角有一颗小小的痣。即使闭着眼睛、满脸是血，也能看出这是个很好看的姑娘。

他又跑回到路边，站在路上朝远处眺望。雨后的山间雾气还没完全散尽，远处的山梁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道路弯弯曲曲的，伸向远方。

等了将近半个小时，终于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

一辆白色的救护车从山那边开过来，后面还跟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车停下来，跳下来几个人，有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还有霍玉贵。

霍玉贵看见谢鸣，愣了一下：“小谢？你怎么在这里？”

“霍书记，我来石桥村办事，刚好碰上的。这个司机说他们是省城来的，来调研的。那个女的是省报的记者。”谢鸣把沈芷的工作证和那张调研函递给霍玉贵。

霍玉贵接过调研函看了一眼，脸色一下子变了。调研函上明确写着：省委政研室副主任韩复礼带队，拟于近期赴双溪县调研农村“两会”清理整顿情况，请予以配合。上面盖着省委政研室的公章，落款期是四月十五。

“这是省委政研室韩主任的人。”霍玉贵把调研函攥在手里，快步走到救护车旁边，对医生说，“先把伤情最重的那个姑娘抬上车，司机也抬上去，都伤得不轻，赶紧送县医院！”

医生点点头，指挥护士把沈芷和刘建国抬上担架，送进了救护车。霍玉贵拉着谢鸣上了那辆黑色桑塔纳，跟在救护车后面，往县医院的方向开。

“霍书记，这个调研函上说韩主任带队，那韩主任——”

“韩主任昨天到的市里，今天本来要去黄沙岭，让小刘和小沈先过来看看情况，他在后面。结果出了这档子事。”霍玉贵的声音有些发紧，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小谢，你在现场，你把经过跟我说一遍，越细越好，我马上要向县里汇报。”

谢鸣把从发现车祸到拦车求救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霍玉贵听完，沉默了片刻。

“你的处置是对的，没有乱动伤员，先求援。蔡书记要是问起来，我照实说。”霍玉贵说到这里，忽然看了他一眼，目光里多了一些东西，“小谢，你说你怎么老是碰上这种事？上次石桥村你碰上李秘书长，这次黄沙岭你又碰上省委政研室的车祸。你是不是专门在路上等着捡领导？”

谢鸣被他说得哭笑不得：“霍书记，我今天是去石桥村喝酒的，余老四请我。”

“余老四？”霍玉贵嘴角抽了抽，“就是那个说要出去打工娶媳妇的余老四？”

“就是他。”

霍玉贵摇了摇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车子到了县医院，沈芷和刘建国被送进了急救室。谢鸣站在走廊里，看着急救室门口的红灯亮着，手里拿着沈芷的挎包和那几张工作证。

霍玉贵在走廊那头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谢鸣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从他的表情和来回踱步的频率来看，事情不小。过了一会儿，霍玉贵走过来，在他旁边站定，压低声音说了几句话：

“蔡书记知道了，安排好了医院准备抢救。韩主任那边也接到了电话，正在从市里过来。小谢，你今天哪儿也别去，就待在这儿。蔡书记说要见你。”

谢鸣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把沈芷的挎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站在急救室门口，看着那盏红灯。

他想起了早上出门时的情景。那时候天刚亮，他在宿舍里吃了两个馒头，喝了一碗稀饭，把那本《围城》装进挎包里，骑上自行车出了门。他以为今天只是去石桥村喝余老四的饯行酒，听余老四讲那些荤段子，吃吕嫂做的红薯粥，然后在村里住一晚，第二天再回来。

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撞上一场车祸，会救下省委政研室的随行记者和司机，会站在县医院的走廊里，等着蔡培生来。

他想起了罗淑芳那天在办公室跟他说的那句话：“你运气好。”

确实好。

急救室的红灯灭了。门开了，医生走出来。

“沈芷的伤情比较重，右臂骨折，头部有轻微脑震荡，但没有生命危险。刘建国的伤势较轻，额头缝了七针，有些失血，没有大碍。”医生摘下口罩，语气很平静，“两个人都需要住院观察几天。”

谢鸣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霍玉贵双手合十，朝天拜了拜，嘴里念念有词。

傍晚，沈芷从急救室转到了普通病房。

谢鸣把她的挎包和工作证放在床头的柜子上，走到床边看了看她。她躺在白色的病床上，脸色还是很白，嘴唇上有了点血色，右臂打着石膏，吊在支架上，左手背上扎着输液管。她的头发被护士梳理过了，整整齐齐地散在枕头上，露出那张他之前只看了个大概的脸。

鹅蛋脸，眉毛弯弯的，睫毛很长，嘴角有一颗小小的痣。即使躺在病床上，穿着病号服，脸色苍白，她还是很好看。不是那种浓艳的好看，是一种净的、让人看了觉得舒服的好看。

她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跟谢鸣的目光对上了。

她的眼神先是迷茫，像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然后变成了困惑，像是在努力回忆发生了什么，最后落在他身上，定住了。

“你是——”她的声音有些沙哑，舔了舔裂的嘴唇。

“我叫谢鸣，是县委办的工作人员。今天在黄沙岭的公路上，你们出了车祸，我路过碰上了。你受了伤，司机报了乡政府，大家把你们送到了县医院。”谢鸣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念一份情况说明。

沈芷沉默了几秒钟，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很久。她的眼睛很好看，不是那种大得夸张的好看，而是形状恰好、黑白分明的那种。她的瞳孔很黑，像两汪深潭，平静地映着他的倒影。

“是你救的我？”她问。

“谈不上救，就是路过，帮了把手。”谢鸣说，“你的包和工作证我给你放在床头柜上了，你看一下东西都在不在。”

沈芷偏过头，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挎包和工作证，微微点了点头。她转过头来，又看了谢鸣一眼，这一次的目光比刚才柔和了一些。

“谢谢你。”她轻声说。

“不用谢，应该的。”谢鸣站起来，“你先休息，县里已经通知你们韩主任了，他正在往这边赶。你的包和工作证都在这里，别担心。”

他转身要走，沈芷忽然叫住了他。

“谢鸣？”

“对，谢鸣。鸣叫的鸣。”

沈芷微微点了点头，像是在记住这个名字。她似乎还想说什么，但嘴唇动了动，最终没有说话。她看着谢鸣的背影走出了病房，然后闭上了眼睛。

谢鸣走出住院部大楼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县城的灯火在春夜里亮着，远处的田野里传来蛙鸣声，一阵一阵的，像是在合唱。

他站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掏出挎包里的那本《围城》，翻开扉页，借着路灯的光，在最下面写了一行字：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八，在黄沙岭的公路上救了一个人。她叫沈芷，省报记者。二十 三 岁。嘴角有痣。”

写完之后他看了看，觉得最后四个字写得太露骨了。但他没有划掉，就这样留在了那里。

他把书合上，塞回挎包里，推着自行车，慢慢地往宿舍的方向走去。

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会儿长一会儿短的，像是在丈量着什么。谢鸣低着头走着，影子在前面领着路，像是一个沉默的向导，引着他穿过这个春夜的县城。

他不知道的是，躺在病房里的那个人，在他走后很久都没有睡着。沈芷看着窗外的月亮，月光透过病房的窗玻璃照进来，落在她的病床上，像是给白色的床单镀了一层银。她不认识那个人，但她记住了他的名字——谢鸣。鸣叫的鸣。

而在那个简陋的宿舍里，谢鸣躺在床上，面朝天花板，也翻来覆去地想了好一会儿。想的不是工作，不是政策，不是明天要交的材料。他想起拨开她脸上头发的那一刻，想起月光下那一张苍白的脸，想起嘴角的那颗痣。

他在黑暗中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了眼睛。

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得窗台上放着的搪瓷杯的轮廓一清二楚。

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凉丝丝的，带着春天的味道。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吐了出来，然后闭上了眼睛。

这一次，他很快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