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中秋过后的第三天，天气忽然变了。

不是下雨，不是刮风，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天还是蓝的，云还是白的，太阳还是照常升起落下，但空气里多了一种燥的清冷，像有什么东西在暗中酝酿。祖母说这是“秋老虎”回头的征兆，过不了几天就要真正凉下来了。

沈砚洲的状态也不太对。

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他还是每天早上在桥头等我，还是牵着我的手进山，还是在落的时候架起三脚架拍那些我看不懂的光线。但他沉默的时间变长了，有时候我说了三句话他都没回应，回过神来的时候表情有些恍惚，像刚从很远的地方回来。

我开始留意他的手机。

不是故意要看，是它总是在不合适的时机响。我们在山上的时候，它在背包里震动，嗡嗡嗡的，像一只被困住的蜜蜂。我们吃饭的时候，它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晚上我在院子里乘凉，透过桥能看到他窗户里透出的光，那光有时候会被一个晃动的影子挡住——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拿着手机，在和谁说话。

我什么都没问。

不是不想问，是不敢问。一个人的沉默和一个人的手机，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通常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我怕我一开口，现在这个好不容易建起来的、摇摇晃晃的平衡就会被打破。

那天下午，我在院子里拣草药，沈砚洲坐在石桌旁修一张照片。祖母出门去了邻村走亲戚，要明天才回来，院子里只有我们两个，安静得能听见老猫打呼噜的声音。

他的手机又响了。

这一次他没有忽略。他看了看来电显示，站起来，走到院子的角落里，背对着我，接了起来。

我没有刻意去听，但院子就这么大，他的声音还是会飘过来。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很低，低到像是在和一个不能惊动的人说话。我听不清内容，只能听出语气——不是愤怒，不是争吵，是那种很累很累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了很久终于撑不住了的疲惫。

电话没有持续太久。两分钟，也许三分钟。他挂断以后在角落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回来，把手机扣在桌上，重新坐下去修他的照片。

他的手指在触控板上滑动，光圈、快门、色温、曲线，那些我看不懂的数字和图形在他的作下不断地变化。但他的眼神是空的，眼睛看着屏幕，目光却不知道飘到了哪里。

“谁的电话？”我问。

他顿了一下，手指停在触控板上，没有动。

“……家里人。”他说。

这是他第一次用“家里人”这个词。以前他说“我妈”，现在他说“家里人”。这里面多了一个人，或者少了什么，我不知道。

“有事吗？”

“没什么大事。”他说，语气很平，“就是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手里的动作停了。一朵金银花被我捏在指间，花瓣皱了，渗出一点微凉的汁液。

“你怎么说？”

“我说还没定。”

他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试探，有犹豫，还有一点点我看不懂的东西。那种目光让我不舒服，不是因为他不诚实，而是因为他在考虑要不要对我诚实。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不诚实是骗别人，考虑要不要诚实，是在骗自己。

我没再问了，他也继续修照片。

但那一整天，气氛都不对了。像一碗放凉了的汤，表面上看着没什么，入口才知道已经失了温度。

晚上，沈砚洲没有像往常一样来找我。我坐在院子里等他，等到月亮升起来了，等到祖母养的那只老母鸡都进了窝，等到桥那头的灯亮了又灭——灭的是路灯，他窗户里的灯还亮着。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窗外的虫鸣声比夏天稀疏了很多，秋天一到，连虫子都不想叫了。远处的河水声还是那样，哗啦哗啦的，不急不慢，像这个镇子的心跳，永远一个节奏，永远不会乱。

我拿起手机，翻到沈砚洲的对话框。我们的聊天记录不多——大部分时候我们在一起，不需要发消息。最后一条是他三天前发的，一张照片，拍的是我蹲在河边洗竹篓，配文只有两个字：“好看。”我回了一个翻白眼的表情。

我打了几个字，又删掉了。又打了几个字，又删掉了。最后把手机扣在口，看着天花板发呆。

手机忽然震了一下。

我拿起来，是他的消息：“睡了吗？”

我想了想，回了一个字：“没。”

对话框上方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亮了好久，消息才发过来：“我可能要回去一趟。”

我看着这七个字，看了很久。屏幕的光在黑暗中照得我眼睛发酸，我眨了眨眼，把那行字又读了三遍。

“什么时候？”

“还没定。可能是下周。”

“多久？”

“不知道。”

三个回答，没有一个是有确定答案的。这种不确定比任何坏消息都让人难受。坏消息至少是确定的，你知道它坏，你知道怎么应对。不确定让你悬在半空中，上不去下不来，连脚底下的地都是虚的。

我打了几个字：“是因为上次那个电话？”

这一次他没有“对方正在输入”的迟疑，消息发得很快：“嗯。”

然后又是一条：“我爸身体出了点问题。”

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一下。

“严重吗？”

“还不清楚。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我想说那你应该早点回去，但这句话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最终没有发出去。不是我不想让他回去，而是我说出这句话，就意味着我同意他走了。而我不想同意。我甚至不想承认他有必须要走的理由。

我是自私的。

我知道。

“你还在吗？”他又发了一条。

“在。”

“你希望我回去吗？”

这个问题比前几个都难回答。说“希望”是假的，说“不希望”是自私的，说“你自己决定”是把问题推回给他，和没回答一样。

我想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熄灭了两次。我重新点亮，打了一行字：“你爸的身体重要。”

这不是回答。这是回避。

但他好像看懂了。他没有追问，只发了一个字：“嗯。”

然后又是一条：“晚安。”

“晚安。”

我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侧过身，面朝墙壁。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漏进来，在地面上画了一个小小的圆。那个圆今晚看起来不像月亮了，像一个句号。

过了不知道多久，手机又震了一下。

我拿起来，以为他又发了什么，但屏幕上是一条系统推送的新闻，和什么都无关。我正要放下，忽然看到对话框里多了一条消息——不是新发的，是他撤回了一条消息。

在我回复“晚安”之后，他发过什么，然后撤回了。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许是“我会想你的”，也许是“等我回来”，也许是“我不想走”。也许什么都没有，只是打错了字。

但我想了一整夜都没睡着。

第二天，沈砚洲没有在桥头等我。

我在桥头站了十分钟，他的门一直关着。我走到门口，想敲门，手抬起来又放下了。门缝里透出一线光，他在里面，但他没有出来。也许他还没起床，也许他在收拾东西，也许他只是不想见我。

我背着竹篓自己进了山。

一个人的山路忽然变得很长。以前不觉得，因为旁边有个人在说话，在喘气，在问东问西。今天什么都没有，只有我自己，和我的脚步声，和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我走了平时两倍的速度。不是因为赶时间，是因为走慢了会想太多。而想太多的终点，通常是眼泪。

到了山上，我没有去崖顶，而是去了采卷柏的那片阴面山坡。卷柏还是老样子，卷成一个个小球，躲在石缝里，等着下一场雨。我蹲下来，一株一株地采，手指很稳，和平时一样。

但眼泪还是掉下来了。

不是嚎啕大哭的那种，是安静的、没有声音的，眼泪一颗一颗地从眼眶里滚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石头上，滴在卷柏上，滴在我自己的手背上。我没有擦，让它流。反正这里没有人看到。反正山里不需要伪装。

我哭不是因为沈砚洲要走。人总要走的，我早就知道。他来的时候是一个过客，走的时候也应该是。我哭是因为我以为他不一样了。我以为他说的“为了遇见你”是真的，以为他说的“每年中秋一起放河灯”是算数的。但现实不是这样的，现实是他爸病了，他要回去，这没有错，错的是我以为他会留下来。

没有人会为一个采药的山里姑娘留下来。

我爸不会，我妈不会，他也不会。

我在山上待了一整天，采了满满一篓卷柏。下山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走到桥头的时候，沈砚洲的门开着。

他坐在门槛上，面前摆着两个箱子，一个已经打包好了，用胶带封得严严实实。另一个还空着，旁边堆着衣服和杂物——他的书、他的笔记本、那盏旧马灯、一条围巾。

他在收拾行李。

他看到我，站起来。他的眼睛下面青黑的影子比前几天更深了，嘴唇裂，头发乱糟糟的，看起来很疲惫。

“你去哪了？”他问。“我一整天都没找到你。”

“进山了。”

“我以为你不回来了。”

我没有回答。我把竹篓从肩上卸下来，放在桥栏上，走到他面前，看着他身后的那两个箱子。

“什么时候走？”我问。

“后天。”

“火车还是飞机？”

“先坐大巴到市里，再飞回去。”

我点了点头。这个路线我很陌生，我连市里都没去过几次，更别说机场了。那些地方离我的生活太远了，远到像另一个世界。

“东西都收拾好了？”我问。

“差不多了。”

我看了看那个空箱子。衣服叠得很整齐，但有一件灰色的棉麻上衣被单独放在一边，没有收进去。那件衣服他穿过很多次，袖口有一点磨损，第三颗扣子缝过——是我帮他缝的，那天他来院子里找我，扣子掉了，祖母拿出针线盒，我不会缝，她教我的，我缝的，针脚歪歪扭扭的，但很结实。

“这件不带了？”我问。

“不带了。”他说，“留在这里。”

留在这里。这四个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一个很小的、很隐蔽的开关。有什么东西从那扇门里涌出来了，热热的，涨涨的，堵在喉咙口，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沈砚洲。”我叫他的名字。

他看着我，目光很深，很沉，像第一天在山路上遇到时那样——很深很深的褐色，像山里的老井，底下沉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你还会回来吗？”我问。

风从河谷里吹上来，吹得他的头发乱飞。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有一个字从喉咙里挤出来。

“会。”

只有一个字。

但我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