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中秋的前一天，沈砚洲在桥头等我，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

“走，”他说，“跟我去镇上。”

“去镇上做什么？”

“买做河灯的东西。”

他拉起我的手，动作自然得像做过一千遍。自从那天在河边牵过手之后，他就像打开了什么开关，再也不避讳触碰我了。过马路的时候他会自然地揽一下我的肩，上山的时候他会在我身后虚扶着我的腰，走在平路上他就牵着我的手，十指交握，手心贴着手心，怎么都不肯松开。

镇上的集市因为中秋比平时热闹了许多。卖月饼的摊子支了好几个，有传统的五仁、豆沙、莲蓉，也有新式的冰皮、流心，花花绿绿地摆在玻璃柜里，引了一群小孩围在旁边流口水。卖水果的摊子上摆满了石榴、柚子和柿子，都是这个季节该吃的东西，红彤彤、黄澄澄的，看着就喜庆。

沈砚洲拉着我在人群中穿行，我的眼睛一直往卖月饼的摊子上瞟。他发现了，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掏出钱夹，买了两个豆沙馅的。一个递给我，一个自己拿着。

“先垫垫，”他说，“晚上我给你做月饼。”

“你还会做月饼？”

“不会。但我可以学。”

我咬了一口月饼，豆沙馅甜得发腻，但心里比豆沙还甜。

我们最后在一个卖杂货的老头那里买到了做河灯的材料。一沓红纸，一沓白纸，一把小剪刀，一卷细铁丝，几细蜡烛。老头用旧报纸把东西包好，递给我的时候多看了沈砚洲一眼，说：“你是外地来的吧？”

“是。”沈砚洲说。

“中秋跟咱们一块儿过？”

“对。”

老头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但嘴角有一点笑意。镇上的人就是这样，看到谁家闺女领回来一个外地的年轻人，心里都明镜似的，嘴上不说，脸上藏不住。

回去的路上，沈砚洲左手提着袋子，右手牵着我，在河边的石板路上慢慢走着。下午四点多钟的光，斜斜地打在对岸的白墙上，把整面墙染成了淡金色。河面上有几只鸭子在游，排成一列，领头的那只时不时回头看一眼后面的，像是在清点人数。

“你小时候怎么过中秋？”他问。

“和现在差不多。”我说，“祖母做月饼，我帮她打下手。晚上在院子里摆一张桌子，放上月饼、柚子和茶，对着月亮拜一拜。然后去河边放河灯。”

“许什么愿？”

“不告诉你。”

他侧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弯了一下：“你每年许的愿都一样吗？”

我想了想，点了点头。

“那今年可以换一个了。”他说。

“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愿望，应该已经实现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但他握着我的手紧了一下，只有一下，很快就松开了，恢复到了原来的力度。那种紧不是刻意的，是下意识的，像是心跳突然加快了一下，连带着手指也跟着收紧了。

我没有问他怎么知道我的愿望实现了。因为我知道他说的对。

从五岁那年开始，我每年中秋许的愿望都是同一个——希望有人陪我。

祖母陪我，但她是我，不一样的。我要的那种陪，是有人愿意和我走同一段路，看同一片落，在同一个屋檐下躲同一场雨。不是因为是亲人所以不得不陪，而是因为想陪所以陪。

沈砚洲来了以后，那个愿望就不需要再许了。

回到院子里，祖母正在厨房里忙活。灶台上摆满了食材——面粉、白糖、猪油、红豆沙、核桃仁、芝麻、桂花酱。她看到我们进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过来翻了翻沈砚洲买的那包东西。

“红纸买少了。”她说，“河灯要扎三层，这点纸不够扎几个的。”

“那我再去买。”沈砚洲说。

“不用了，”祖母从柜子里翻出一沓旧红纸，“去年的剩的，还能用。”

她把红纸和材料一起推到沈砚洲面前，又从厨房端出一碗揉好的面团，放在石桌上。

“你先学做月饼，”祖母说，“河灯等会儿再弄。”

沈砚洲看着那碗面团，表情严肃得像面对一个难题。他洗了手，在石桌旁坐下，学着祖母的样子揪了一小块面团，搓圆，压扁，把豆沙馅包进去，收口，再搓圆，放进木制的月饼模子里，用力一压，扣出来。

第一个，馅露了。豆沙从面皮里挤出来，像一个破了皮的伤口，暗红色的馅料糊在模子里，把花纹都糊住了。祖母看了一眼，没说话，把那块失败的月饼放到一边，又揪了一块面团递给他。

第二个，形状勉强像个饼了，但花纹很浅，模子里的“福”字只印出了一半，另一半模糊得像被水泡过的墨迹。沈砚洲把它放在烤盘上，退后一步看了看，皱起了眉头。

“我拍照的时候手很稳的。”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点委屈。

“拍照用的是眼睛和心，”祖母说，“做月饼用的是手。你手上的功夫还不到家。”

沈砚洲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一点求助的意味。我忍着笑，走过去，站在他旁边，把手覆在他的手上，带着他一起把面团按进模子里，压紧，扣出来。

那一块月饼上的花纹清清楚楚，“福”字的每一笔都印得很深，边缘光滑齐整。

“学会了。”我说，把手收回来。

他低头看了看那块月饼，又看了看自己的手，嘴角的弧度慢慢变大。他没有说话，但从那以后他做的每一块月饼都很好，没有再失败过。

我把那些月饼一个一个地摆在烤盘上，数了数，一共十二个。祖母在每个月饼上点了一点红——用筷子蘸了食用色素点的，小小的一点，像眉心的一点朱砂。沈砚洲站在旁边看，忽然说了一句：“像相机镜头上的红点。”

祖母没听懂，我笑了。

月饼进烤箱以后，院子里弥漫着一股甜腻的香气。猪油和面粉被烘烤后产生的味道，混着豆沙的甜和桂花酱的香，浓得化不开。老猫蹲在烤箱旁边，眼睛半眯着，尾巴一下一下地扫着地面，耐心地等着。

沈砚洲开始扎河灯。

他把红纸裁成正方形，对折，再对折，用剪刀剪出镂空的花纹。他手很巧，这让我有点意外——做月饼的时候笨手笨脚的，但剪纸的时候手指灵活得像在弹琴。剪刀在他手里转来转去，纸屑纷纷扬扬地落在桌上，像红色的雪花。

“你学过剪纸？”我问。

“没有。但剪东西和构图是一个道理。”他说，“要先知道哪里该留，哪里该去。”

他说话的时候没抬头，剪刀在纸上走出一条流畅的弧线。我从侧面看他的侧脸，鼻梁的线条被夕阳镀了一层金，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他认真做一件事的时候，嘴唇会微微抿着，嘴角的弧度会往下走一点点，整个人看起来很严肃，但那种严肃不是不高兴，而是专注。

没多久，一个河灯的骨架就扎好了。他用细铁丝把八片花瓣形状的纸片固定在一起，底部留出一个底座，正好可以放一小蜡烛。灯的主体是白色的，花瓣的边缘染了一圈淡淡的红色，由深到浅，渐变得很好看。

“这是荷花灯。”他说，把灯托在掌心里，递给我看。

我接过来，对着光看了看。夕阳透过薄薄的红纸，把整个灯照得通透，里面的铁丝骨架隐约可见，像一朵真的荷花被光穿透了，露出叶脉的纹理。

“你以前扎过？”我问。

“没有。”

“那你怎么会的？”

“手机上有教程。”他说，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晃了一下，嘴角带着一点得意的笑。

那个笑很浅，但很真。他来青溪镇这么久，我见过他笑过很多次，但很少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不是因为客气，不是因为被逗乐，而是单纯的、做完一件事情的满足感。像是他在这里，终于学会了做一件除了拍照以外的事情。

祖母从厨房端出烤好的月饼，金黄色的，表皮微微焦脆，散发出一股让人流口水的香气。她掰开一个，看了看里面的馅，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她把月饼分成三堆，一堆多的，一堆少的，一堆只有两个。

“多的给隔壁王婶送过去，”她说，“少的咱们自己吃，这两个——拿去放到桥头老陈家门口。”

沈砚洲看着那两个月饼，愣了一下。

“，”他说，“老陈家的房子是我在租。”

“我知道。”祖母说，“放你自己家门口。”

沈砚洲看了我一眼，我低下头假装在整理河灯。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秒，然后他站起来，端起那两个月饼，走出了院子。

我透过院门看见他走过桥，在自己门前弯下腰，把月饼放在门槛上，用一块石头压住纸袋的边角，防止被风吹走。他站起来的时候，朝河面上看了一眼，夕阳正好落在水面上，碎成一片耀眼的金色。

他站在那里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身走了回来。

“放好了。”他说。

祖母点了点头，把烤盘端回厨房，开始收拾灶台。老猫终于等到了它想要的——一块掉在地上的月饼渣，它低头舔了舔，抬起头来，嘴角沾了一点豆沙，胡须上粘着碎屑。

晚上七点半，天彻底黑了。

月亮还没升起来，东边的天空有一层淡淡的银白色光晕，像是什么东西正在那边酝酿，马上就要破壳而出。星星比平时少了一些，因为云层开始聚拢了，薄薄的一层，像一块半透明的纱布，遮住了大半天的星空。

我端着放河灯的竹篮，沈砚洲拿着打火机，我们一起走到河边。

桥上已经有人在放灯了。三三两两的，有大人带着小孩的，有几个年轻人结伴的，也有一个人默默蹲在河边、把灯放进水里就转身走的。河面上已经漂着十几盏河灯了，红的白的黄的，星星点点地散在水面上，顺着水流慢慢往下游漂。那些光在水面上晃动着，忽明忽暗，远远看去像一条流动的银河，从桥下出发，弯弯曲曲地穿过镇子，消失在东边的黑暗中。

我们找了桥下一处人少的地方。石阶延伸到水面以下，最后一级被水淹了一半，湿漉漉的，长满了滑溜溜的青苔。沈砚洲先把脚踩上去试了试，然后伸手扶着我，把我带到最下面一级。

河水就在脚边，黑黢黢的，看不清深浅，只能听到水声，哗啦哗啦的，不急不慢。

我从竹篮里拿出河灯，一个一个地点燃。

沈砚洲扎了三盏。一盏红的，一盏白的，一盏红白相间的。每一盏都扎得很结实，花瓣的层数比镇上其他人做的多一倍，放在水里稳稳当当的，不像有的河灯一下水就歪了，半路就烧没了。

他用打火机点燃第一盏的时候，火苗在风里晃了晃，他的手指拢着火苗，等它站稳了才松手。火光透过红纸，把他的手指照得透亮，指甲盖泛着淡淡的粉色。

“许愿吧。”我说。

他闭上了眼睛。

他闭眼的时候，睫毛微微颤了一下。火光在他脸上跳动，明明灭灭的，像他的表情也在跳动。他抿着嘴唇，眉心微微蹙着，那个表情和他在崖顶拍落时一模一样——很专注，很认真，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不知道他许了什么愿。也许和他来这里的原因有关，也许和那个他不想再拍的人有关，也许和这座小镇、这条河、这座桥有关。也许和我有关。

他睁开眼，把河灯轻轻放进水里。

灯在水面上晃了晃，打了个转，然后稳稳地浮住了。水流推着它慢慢往外漂，从桥下的阴影里漂出去，被月光照到的地方忽然亮了一下，整盏灯变成了半透明的，像一颗发着光的水晶。

“该你了。”他说。

我从竹篮里拿出自己的河灯。

我做了四盏。不是因为我贪心，是因为我有四个愿望要许。前三个是从小许到大的——希望祖母身体健康，希望我能把这个家撑住，希望有人陪我。这三个愿望，前两个还没有完全实现，第三个已经实现了。但我还是许了，因为有些愿望即使已经实现了，你也想再许一次，像是在跟命运说：谢谢，请继续保持。

第四个愿望，是今年才有的。

我闭着眼睛，把那个愿望在心里默念了三遍。念到第三遍的时候，鼻子忽然酸了一下，眼眶热了。不是因为那个愿望有多难实现，而是因为我知道，它已经实现了一半。另一半，不是我努力就能完成的，得看那个人。

我睁开眼，把四盏灯一盏一盏地放进水里。

它们排成一列，跟在他的灯后面，像一群跟着妈妈的小鸭子。他的红灯在前面带路，我的四盏灯在后面跟着，顺着水流慢慢往下游漂。河面上还有很多别的灯，有的比我们的亮，有的比我们的大，但我觉得我们的最好看。不是因为扎得好——虽然确实扎得好——而是因为那些灯里放着我们的愿望，而我们的愿望在同一个方向。

沈砚洲蹲在我旁边，膝盖几乎碰到了我的膝盖。河风吹过来，带着水面的凉意和远处烧纸钱的味道。有人在桥那头祭月，供桌上摆满了瓜果和月饼，烛光在风中摇摇晃晃的，映得人脸忽明忽暗。

“你许了什么愿？”他问。

“不告诉你。”

“我告诉你我的，你告诉我你的。”

我转头看了他一眼。月光下他的脸比白天柔和了很多，轮廓没有那么深了，眼神也软了下来，像被水洗过一遍。他的眼睛里有河灯的光，一小朵一小朵的，在对岸的灯火里闪着。

“你先说。”我说。

他沉默了几秒钟，河面上有一盏灯灭了，不知道是被水打翻了还是蜡烛烧完了，那一小片光忽然就没了，水面暗了一块。

“我许了三个愿望。”他说，“第一个，希望我能拍出一张让自己满意的照片。”

“第二个呢？”

“第二个，希望我能在这里待久一点。”

“第三个？”

他没有马上回答。他低下头，看着水面上那些渐行渐远的灯光，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第三个，”他说，“希望每年中秋，都能和你一起放河灯。”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低，低到几乎被河水的哗啦声盖过去了。但我听清了的。每一个字都听清了。

我的眼眶又热了，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厉害，热到视线都有些模糊了。我眨了眨眼，把那股热意回去，不想让他看出来。但他还是看出来了。他总是能看出来。

“你是不是又哭了？”他问。

“没有。河风吹的。”

他没有拆穿我，只是把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比我的大很多，能把我的整个手包住。他的拇指在我的手背上轻轻摩挲着，一圈一圈的，和上次一模一样。

我们就这样蹲在河边的石阶上，手牵着手，看着河面上的灯一盏一盏地漂远。有些灯在半路上就灭了，有些灯漂出了镇子，进了更宽的河面，变成了远处一个小小的光点，最后和天上的星星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灯，哪个是星。

月亮终于升起来了。

不是从山背后一点点爬上来的那种升，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挂在东边的天空了，又大又圆，像一面被擦得锃亮的铜镜。月光洒在河面上，铺了满满一层银白色，把所有的河灯都衬得暗淡了几分。但那些灯还在漂着，小小的，倔强的，在满河的月光里坚持着自己那一小团橘黄色的光。

祖母说过，月亮圆的时候，人的愿望最容易传达到天上。因为天和地之间最短的距离，就是月光照下来的那条路。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那天晚上，月亮真的很圆，月光真的很亮，河水真的很安静。我许的第四个愿望，应该已经顺着那条路，到了该到的地方。

沈砚洲站起来，把我从石阶上拉起来。我没站稳，往前踉跄了一步，额头撞在他的肩膀上。他的肩膀很硬，撞得有点疼，但我没有退开。他也没有。

他伸手揽住了我的肩膀，把我拢在怀里。

这是我第一次靠他这么近。近到能听见他的心跳，咚、咚、咚的，不快不慢，很稳。他身上有皂角的味道，有月饼的甜味，有一点被河风吹了很久以后的凉意。他的下巴抵在我的头顶，我能感觉到他的呼吸，温热的，一下一下的，在我头顶的头发上拂过。

“冷吗？”他问。

“不冷。”

“那再站一会儿。”

“好。”

河灯已经漂得很远了，变成了一串模糊的光点，在东边的河面上若隐若现。桥上的行人越来越少了，供桌上的蜡烛烧完了，月亮越升越高，越变越小，从铜镜变成了一枚银币，从银币变成了一颗夜明珠。

我们站在河边的石阶上，谁也没有算时间。

月亮会自己走的，河灯会自己漂的，时间会自己过的。但在那一刻，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在我身边，我在他怀里，而我们脚下是同一条石阶，眼前是同一条河，头顶是同一轮月亮。

回来的时候，院子里的灯还亮着。祖母坐在门口，腿上盖着一条薄毯，老猫趴在她脚边，尾巴一下一下地扫着地面。她的眼睛闭着，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打盹。桌上放着三个没吃完的月饼，一壶凉了的茶。

沈砚洲轻轻推开院门，走进去，把那壶凉茶端起来，送到厨房倒了，换了一壶热的。他把热茶倒进祖母的杯子里，放在她手边，把薄毯往上拉了拉，盖住了她的肩膀。

然后他走出来，站在院门口，看着我。

“明天见。”他说。

“明天见。”

他走了。脚步踩在石板路上，一步一步地远去。过了桥，那盏挂在门框上的小灯亮着，黄色的光晕不大，但足够照亮他开门、进门、关门。门板合上以后，灯光又被关在了里面，从窗户的缝隙里漏出来，细细的几线，像金色蚕丝。

我站在院子里看了很久，直到那几道光也灭了，才转身进屋。

路过祖母身边的时候，她忽然开口了。

“回来了？”

“嗯。”

“灯放完了？”

“放完了。”

“许愿了？”

“许了。”

她睁开眼睛，看了看天上的月亮，又看了看我。

“月亮这么圆，”她说，“愿望一定能实现。”

我点了点头，进了屋，关上门，靠在门板上，把脸埋在掌心里。掌心里有河水的凉意，有沈砚洲肩膀的温度，有月饼的甜香，有河灯蜡烛燃尽后的那一缕青烟的味道。

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漏进来，在地面上画了一个小小的圆。

那个圆和枕头底下那叠照片里、阳光穿过金银花藤漏在地上的碎金，是同一形状。一个是太阳画的，一个是月亮画的。一个是白天，一个是黑夜。一个是他来之前，一个是他来之后。

我躺到床上，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

河灯应该已经漂出清溪镇了，漂进了更宽更长的河。蜡烛应该已经烧完了，纸做的花瓣应该已经被水浸透了，沉到了河底，变成了鱼和虾的玩具。但愿望不会沉。愿望是许在天上的，月亮会替我们收着，存在银河里，等哪一天你差一点就要放弃的时候，再变一个法子还给你。

我不知道别人的愿望是怎么还的。但我知道我的第四个愿望——那个今年才有的、和往年都不一样的愿望——它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因为我许愿的时候，沈砚洲正握着我的手。

而他的手，一直没有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