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去上海的前一天晚上，陈逸飞失眠了。

不是紧张，是那种即将踏上征途前的亢奋。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枕头被他翻得皱巴巴的，床单被他蹭得乱七八糟，被子被他踢到床尾又拉回来，拉回来又踢开。窗外的月亮从东边移到了西边，院墙上的橘猫换了好几个姿势，隔壁房间父亲的鼾声断断续续，时有时无，像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在调频。

他索性不睡了，坐起来，从枕头底下抽出那个笔记本，翻到最新的一页。笔记本已经被他翻得起了毛边，边角卷曲，纸页泛黄，像一个用了很久的老物件。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有数字，有图表，有分析，有记，有计划和总结。这是他这几个月来全部的心血，也是他全部的底气。

他在空白处写下了明天的计划：下午四点半从家里出发，五点到火车站，五点四十检票，六点十分发车。明天早上六点四十到上海站，七点半之前到方志文办公室，递交第二批研究报告。十点钟去万国证券找王海，商量开户的事。下午去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把这次赚的钱存进去。晚上坐夜车回来。

写完之后，他又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才合上笔记本，放回枕头底下。

他又躺下来，闭上眼睛。脑子里还是一团乱麻，各种念头像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顾老四的货，银行方案，方志文的研究报告，王海的开户流程，林晓雅的脸。林晓雅的脸总是突然冒出来，毫无征兆，像一张被风吹进窗户的树叶，轻飘飘的，但就是赶不走。

他不知道她为什么总在这个时候出现。也许是因为夜深了，心静了，那些白天被理智压住的念头就一个个浮上来了。也许是因为，在所有的计划和目标之外，他还藏着一个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愿望——再见她一面，跟她说几句话，听她叫一声“陈逸飞”。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枕头上有阳光的味道，是母亲白天刚晒过的。这个味道让他安心，像一只温柔的手，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哄他入睡。

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睡着了。

闹钟在下午四点钟准时响了。

陈逸飞从床上跳起来，用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洗了脸，刷了牙，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今天穿的是最好的那套行头——白色的确良短袖，灰蓝色的的确良裤子，白色的回力运动鞋。外套是母亲新做的那件深蓝色棉袄，穿在身上暖烘烘的，像被母亲的怀抱裹着。

王秀兰已经把他的东西收拾好了，装在一个军绿色的帆布旅行袋里。旅行袋是老早以前父亲出差用的，帆布已经洗得发白了，拉链也不太灵光，但结实耐用，装个几十斤东西没问题。旅行袋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包饼、两个苹果，还有一壶水——水壶是军绿色的铝壶，外面套着一个同色的帆布套，背带可以斜挎在肩上。

“妈，不用带这么多吃的，上海什么都有。”

“火车上的东西贵，能省就省。”王秀兰把水壶的盖子拧紧，又检查了一遍，“饼是你爸昨天买的，苹果是非要放的。她说上海的水果没有咱们这儿的好吃。”

陈逸飞笑了。妹妹那点小心思他还不懂？不是上海的水果不好吃，是她想让他记住家里的味道。

陈建国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递给他。

“这是什么？”

“钱。三百块，你拿着，路上用。”

陈逸飞看着那个信封，没有接。

“爸，我有钱。”

“你有是你的，这是爸给的。”陈建国把信封塞进他手里，“拿着。出门在外，手里不能缺钱。”

陈逸飞握着那个信封，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三百块，是父亲三个多月的工资。他这辈子，对自己抠得要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对儿子，他从来不小气。

“谢谢爸。”

“谢什么。”陈建国转过身，背对着他，“路上小心，到了打个电话。”

“嗯。”

王秀兰送他到院门口。她站在门口，双手在围裙口袋里，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陈逸飞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想说“别太累”，想说“注意安全”，想说“妈在家等你”。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笑了笑，那笑容很淡，但很真，像冬天里的一缕阳光，不热烈，但温暖。

“妈，我走了。”

“走吧。”

他拎起旅行袋，转身走出了巷子。走了十几步，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王秀兰还站在院门口，身影在暮色中显得格外瘦小，像一棵在风中摇曳的老树。她看见他回头，挥了挥手，示意他快走。

陈逸飞转过头，加快了脚步。

张伟在巷子口等他，骑着他那辆三轮车。

“上来。”张伟拍了拍车斗，“我送你去车站。”

陈逸飞跳上车斗，把旅行袋放在旁边。三轮车晃晃悠悠地驶上了大路，车轮碾过柏油路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傍晚的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带着炊烟的味道和远处飘来的饭菜香。路边的槐树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在暮色中显得格外萧瑟，像一幅水墨画，寥寥几笔，意境全出。

“伟哥，我走了之后，门面那边你盯着点。装修的事别怕花钱，但要把账记清楚。”

“你放心。”张伟头都没回，“我又不是小孩了。”

“小军和王磊那边，工资按时发，别拖欠。活的人，最怕老板不讲信用。”

“知道了。你都说了一百遍了。”

陈逸飞笑了，没有再说话。他靠在车斗上，仰头看着天空。天边的云被夕阳染成了橘红色，一层一层的，像一幅巨大的油画。几只鸟从云层下面飞过，排成人字形，往南飞去。它们要去的地方，比上海更远，也许是广东，也许是海南，也许是更远的、他不知道的地方。

火车站到了。

张伟把三轮车停在车站广场上，帮陈逸飞把旅行袋拎下来。

“几点的车？”

“六点十分。”

“还有一个多小时。”张伟看了看手表，“你进去等吧，外面冷。”

“伟哥，谢谢你。”

张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憨厚，露出两排不太整齐的牙齿。

“谢啥。咱们是兄弟。”

他拍了拍陈逸飞的肩膀，转身骑上三轮车，突突突地走了。三轮车的尾灯在暮色中一闪一闪的，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街角。

陈逸飞拎着旅行袋，走进了车站。

候车室里人很多，座位早就被占满了，连地上都坐满了人。空气里弥漫着各种气味——泡面的香味，烟味的呛，汗味的酸臭，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火车站特有的气息。那是千百万人来来往往留下的痕迹，是离别和重逢交织成的味道。

陈逸飞找了一个角落，把旅行袋放在地上，坐在上面。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本《证券学》，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接着往下看。书签是一张火车票的票，上次去上海留下的，票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了，但期还能看清——1989年10月28。

他看了一会儿书，又抬起头观察候车室里的人。

对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脚边放着一个大编织袋，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他靠着椅子睡着了，嘴巴微张，发出轻微的鼾声，脸上的表情很放松，像是在做一个好梦。旁边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婴儿，婴儿在哭，她一边哄一边拍，嘴里哼着摇篮曲，声音很轻，很温柔。婴儿的哭声渐渐小了，变成了细微的呜咽，最后彻底安静了。年轻女人低头看着怀里的孩子，嘴角弯了起来，那笑容里有疲惫，但更多的是满足。

角落里坐着几个学生模样的人，穿着校服，背着书包，正在打扑克牌。他们的笑声很大，笑声在候车室里回荡，引来周围人侧目。但他们不在乎，继续打，继续笑，继续闹。他们是去上海参加比赛的，听他们说话的内容，好像是数学竞赛。

陈逸飞看着他们，突然有些羡慕。羡慕他们的无忧无虑，羡慕他们的青春年少，羡慕他们不用为钱发愁、不用为生计奔波。但他也知道，这种羡慕是奢侈的。他没有资格像他们一样无忧无虑，因为他身后有一个家，一个需要他撑起来的家。

广播响了，通知去上海的乘客开始检票。

陈逸飞拎起旅行袋，跟着人群走向检票口。检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挤来挤去，你推我搡，都想早点上车。一个胖女人挤到他前面，他也没说什么，只是往旁边让了让。不是他好欺负，是他觉得不值得为这几分钟的事跟人争。

检票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深蓝色的制服，戴着大檐帽，表情严肃，像一个法官。他接过陈逸飞的票，看了一眼，又看了他一眼，然后用票钳在票上打了一个孔，把票还给他。

“三号车厢。”

“谢谢。”

陈逸飞拎着旅行袋，穿过检票口，走上了站台。

火车已经停在那里了，黑色的车头，绿色的车厢，车身上写着“上海”两个字，白色的油漆，端端正正。车头冒着白色的蒸汽，在暮色中升腾，像一朵巨大的云。车轮和铁轨之间发出咝咝的声音，是刹车在慢慢释放压力。

他找到三号车厢，上了车。车厢里已经坐了不少人，过道上堆满了行李，他侧着身子，一个一个地挤过去，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靠窗的位置，这是他特意提前买的，多花了两块钱。两块钱买一个靠窗的座位，值。因为靠窗可以靠着睡觉，不用跟别人挤。

他把旅行袋塞进座位底下，坐下来，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对面坐着一个老头，六十多岁，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正在看。他看见陈逸飞坐下来，从眼镜上方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女人，二十七八岁，烫着卷发，涂着红嘴唇，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手里拎着一个皮包，看起来很时髦。她看了一眼陈逸飞，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一秒，然后移开了，继续看窗外。

火车在六点十分准时发车。

先是猛地一抖，然后缓缓地向前移动，车轮碾过铁轨，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密，像一首正在加速的乐曲。窗外的站台慢慢地往后退，站台上的人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暮色中。

陈逸飞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天还没有完全黑，还能看见远处的田野和村庄。田里的稻子已经收割了，只剩下一茬茬的稻茬，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一支等待检阅的军队。村庄里升起了炊烟，袅袅的，在暮色中显得格外温柔。偶尔有几只鸟从田野上飞过，扑棱着翅膀，往远处的树林里飞去。

火车开出了城区，速度越来越快。窗外的风景从田野变成了山丘，又从山丘变成了隧道。每次进入隧道，车厢里就会突然暗下来，只有头顶的光灯发出惨白的光，照在人们的脸上，像一层薄薄的霜。出了隧道，光线又会突然亮起来，刺得人眼睛发酸。

车厢里的广播响了，播了一段音乐，是那种很舒缓的轻音乐，听不出是什么曲子。音乐放完之后，播音员开始报站名，声音甜甜的，像含着糖。她报的站名陈逸飞一个都没记住，不是他没听清，是他不需要记住。他只知道起点是老家，终点是上海，中间的所有站，都只是路过。

天终于完全黑了。

窗外的风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漆黑，偶尔有一点灯光从远处闪过，那是村庄或者小镇的灯火，星星点点的，像散落在黑色绒布上的碎钻。车厢里的灯光显得格外明亮，把每一个人的脸都照得清清楚楚。

对面那个老头已经不看报纸了，把报纸折好，放进口袋里，从行李架上拿下一个布袋，从里面掏出一个饭盒。饭盒是那种老式的铝饭盒，银白色的，盖子已经变形了，盖不严实。他打开饭盒，里面是几个馒头和一块咸菜。馒头已经凉了，硬邦邦的，他掰开一个，夹了一块咸菜，慢慢地嚼。

旁边那个时髦女人也从皮包里拿出一个纸袋，里面装着几块蛋糕和一瓶汽水。蛋糕是那种油蛋糕，白色的油上面点缀着红色的樱桃，看起来很诱人。她用小叉子叉起一块，放进嘴里，慢慢地嚼，吃相很优雅，像是在参加什么高级宴会。

陈逸飞从座位底下拿出旅行袋，拉开拉链，从里面掏出母亲给他准备的粮——两个馒头，一包咸菜，两个苹果。馒头还是温的，因为母亲用毛巾包了好几层，保温。咸菜是母亲自己腌的芥菜疙瘩，切成了细丝，淋了一滴香油，装在玻璃瓶里，瓶盖拧得紧紧的。苹果是妹妹放的，红红的，圆圆的，散发着淡淡的果香。

他掰开一个馒头，夹了一筷子咸菜，咬了一口。馒头的麦香和咸菜的咸香混在一起，在口腔里炸开，好吃得让他差点叫出来。不是因为馒头有多好吃——馒头就是普通的馒头，咸菜就是普通的咸菜——而是因为这些食物里有家的味道。那种味道，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比不了的。

对面那个老头看见他吃馒头，笑了。

“小伙子，一个人出门？”

“嗯。”

“去上海？”

“嗯。”

“打工还是上学？”

“做生意。”

老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惊讶，也有好奇。

“你这么小就做生意？”

“不小了，十八了。”

老头点了点头，没有再问，继续啃他的馒头。

陈逸飞吃完一个馒头，又吃了半个，把剩下的半个包好，放回旅行袋里。他从水壶里倒了一杯水，慢慢地喝。水已经凉了，但喝起来很舒服，凉丝丝的，顺着喉咙滑下去，像一条冰凉的小蛇。

车厢里的灯突然暗了一些，是列车员把一部分灯关掉了，到了夜间行车模式。大部分人开始睡觉，有的靠在椅背上，有的趴在桌子上，有的直接躺在地上——过道上、座位底下、车厢连接处，到处都是睡觉的人，横七竖八的，像战场上的尸体。

陈逸飞也闭上了眼睛，但他睡不着。不是不困，是太吵了。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人们打呼噜的声音、婴儿哭闹的声音、有人在车厢连接处抽烟聊天——各种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杂乱无章的交响乐。还有气味——烟味、汗味、泡面味、脚臭味，各种气味混在一起，浓烈得像一堵墙。

他睁开眼睛，看着车窗外。窗外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偶尔闪过的灯光，像流星一样转瞬即逝。他把额头抵在车窗上，玻璃冰凉冰凉的，贴着皮肤，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玻璃外面是黑夜，玻璃里面是他。他和黑夜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

他想起了母亲。这个时间，母亲应该已经睡了吧？她每天晚上九点就睡了，早上五点起床，雷打不动。她睡觉的时候喜欢把被子蒙住头，说是怕光，其实是因为家里窗户不严实，漏风。那件深藏青色的呢子大衣，她一定还挂在衣柜里，舍不得穿，只有逢年过节才拿出来，穿上照照镜子，然后又脱下来挂回去。

他想起了父亲。父亲今天加班，要到晚上十点才回来。他回来的时候，看见儿子不在家，会不会在院子里坐一会儿，抽一烟，看着儿子房间的窗户发一会儿呆？父亲从来不会说“我想你”，但他会做很多事，让你知道他在想你。比如给你三百块钱，比如帮你买饼，比如骑车送你去车站。

他想起了妹妹。妹妹现在应该在写作业吧？她每天晚上都要写到十点多，第二天早上六点就起床背书。她的书包里永远塞满了课本和笔记本，拉链都快拉不上了。她想要一个新书包，但不好意思开口，因为家里刚买了缝纫机，花了那么多钱。她不知道，哥哥已经给她买了——深蓝色的，帆布的，结实耐用。

他想起了。现在应该已经睡了。她住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房里，床头柜上放着他买的那条灰色围巾。她舍不得戴，每天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然后又放回去。她跟同病房的病友说：“这是我大孙子给我买的，羊毛的，可暖和了。”病友问：“你孙子多大了？”她说：“十八，在上海做生意，可厉害了。”

他的眼眶突然有些发酸。

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想念。那种想念不是撕心裂肺的，而是淡淡的、柔柔的，像一杯温热的茶，喝下去，整个身体都暖了。他闭上眼睛，让那种想念在心里慢慢地流淌，像一条安静的小河。

不知过了多久，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外滩，黄浦江的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江面上有一艘大船，船头站着一个女孩，穿着白色的裙子，扎着马尾辫，背对着他。他想叫她，但张不开嘴。他想走过去，但迈不动腿。他只能站在那里，看着那艘船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江面的雾气里。

他突然醒了。

车厢里还是那么吵，还是那么乱，各种声音和气味混在一起，像一锅大杂烩。他揉了揉眼睛，看了看手表——凌晨三点。他睡了不到两个小时。

对面的老头已经睡着了，头歪在一边，嘴巴微张，发出轻微的鼾声。旁边的时髦女人也睡着了，头靠在椅背上，红色的毛衣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她睡得很沉，连嘴角的口水都忘了擦。

陈逸飞从座位底下拿出旅行袋，把剩下的半个馒头吃了，喝了几口水。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本《证券学》，翻到书签的位置，接着往下看。车厢里的灯光很暗，看字有些费力，但他不在乎。他需要做点什么来打发时间，来对抗这漫长的、嘈杂的、令人窒息的夜晚。

他看到凌晨五点，眼睛酸得不行了，才把书合上，放回口袋。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听着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听着人们此起彼伏的鼾声，听着婴儿偶尔的哭闹声。

天快亮了。窗外的黑色慢慢变成了深蓝，深蓝变成了浅蓝，浅蓝变成了灰白。远处的天际线上，有一抹淡淡的橘红色，那是太阳即将升起的前兆。田野和村庄在晨光中慢慢显现，像一幅水墨画被一点一点地渲染出来。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有人下车，有人上车。下车的人拎着大包小包，匆匆忙忙地往出口走；上车的人拎着大包小包，匆匆忙忙地往车厢里挤。他们脸上都带着疲倦，但眼睛里都有光——那是回家的光，或者是远行的光。

陈逸飞看着他们，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在路上”。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在路上，是人生意义上的在路上。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路上走着，有的回家，有的远行，有的为了生计，有的为了梦想。他们的路不一样，但他们的方向是一样的——向前。

火车重新启动了。

窗外的天越来越亮，太阳从地平线下面慢慢地升起来，像一个巨大的红球，把整个天空都染成了橘红色。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照在陈逸飞的脸上，暖洋洋的。他伸出手，让阳光穿过指缝，落在笔记本的封面上。笔记本的封面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像一个被唤醒的、沉睡已久的东西。

车厢里的广播响了，播音员用甜甜的声音说：“各位旅客，前方到站，上海站。请收拾好您的行李，准备下车。”

陈逸飞把笔记本放回口袋，从座位底下拿出旅行袋，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骨头咯咯响了几声，像是在抗议这一夜的折磨。他的腰酸得厉害，腿也麻了，脚肿得连鞋都变紧了。但他的精神很好，好得不像一个一夜没睡的人。

火车缓缓地驶进上海站，站台上已经有很多人了——接站的、拉客的、卖早点的，熙熙攘攘，热闹非凡。陈逸飞拎着旅行袋下了车，站在站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上海的空气还是那样——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不是老家的煤烟味和尘土味，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属于大都市的味道。

他走出车站，站在广场上，仰头看着天空。

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金黄色的光洒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把高楼、马路、行人都镀上了一层金色。远处的外滩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壮丽，万国建筑群的轮廓像一幅剪影，贴在金色的天幕上。

陈逸飞看着这一切，嘴角慢慢地弯了起来。

上海，我又来了。

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他把旅行袋挎在肩上，迈开步子，走进了这座正在苏醒的城市。

身后，火车发出一声长鸣，缓缓地驶离了站台，向着更远的地方开去。

（第十七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