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像一个被按了暂停键的片段，悬在倪颂的脑子里，怎么也翻不过去。
她试图用工作把它挤出去。
周一上午跟刘鸣去了一趟朝阳法院立案庭，在门口排了四十分钟的队，冷风从法院大楼和对面写字楼之间的狭道里灌过来，吹得她脸疼。
她一边跺脚一边背材料清单，把立案材料按照顺序整理好，该盖章的盖章，该签字的签字。
刘鸣在旁边打电话，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她听到几个词——“保全”“冻结”“对方可能已经转移了”——然后看到刘鸣挂了电话，脸色不太好。
“小倪，下午回所里帮我调一套材料，上次周总那个案子的对赌条款，我要比对一下判例。”
“好的。”
她没问为什么突然要这个。律师不该问的别问，该知道的早晚会知道。
下午在所里她把近三年北京仲裁委和一中院关于对赌协议的所有判例筛了一遍，整理成一张表，标注了案号、争议焦点、裁判结果和参考价值。
她把文件打印好送到刘鸣办公室，刘鸣翻了两页，抬头看她，说了一句“不错”。
晚上八点半，她背着那个水桶包挤进十号线。
晚高峰已经过了，车厢里难得有空座，她坐下来，把包搁在腿上，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没有新消息。
收件箱里躺着的最后一条来自谢宗岑的消息停留那个“乖”字，再往上翻是她收包那天说“谢谢谢总”，再往上是他那句“不然我给刘鸣打电话让你周末加班”。
她的手指在屏幕上悬了一瞬，然后划走了。
他在忙。
或者在逗别人。
或者终于对她失去了兴趣。
不管哪种情况，都是好事。
她告诉自己这是好事。
地铁到站的时候她站起来，包带从膝盖上滑下去，竹节拉链头磕在地上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
倪颂心疼地低头检查——还好，没磕坏。
她对一个包的珍惜程度什么时候变了的，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她没有深想。
北京下了一场小雪，不大，落在柏油路上很快就化了，只在停在路边的车顶上留了薄薄一层白。
所里的年会定在十二月二十号，刘鸣提前一周让倪颂帮忙核对嘉宾名单。她翻到名单的最后一页，目光停在一个名字上——“谢宗岑”。
“他来吗？”她问刘鸣，语气尽可能平淡。
“谁？哦，谢总啊，”刘鸣头也不抬，“请了，来不来不一定。要不你问问他？”
“我跟他又不熟。”
“不熟吗？我还以为你俩————”刘鸣话没说完，就感受到倪颂冷冰冰的眼刀，“开玩笑开玩笑，你核对完告诉我一声。”说完打着哈哈走了。
倪颂把名单放回桌上，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受——既希望他来，又希望他不来
希望他来，是因为已经快两周没见到这个人了。
希望他不来，是因为每次见到他之后，她的大脑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回放文件夹，反复播放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表情，搅的她脑子一团乱。
她讨厌这种感觉。
年会那天，倪颂穿了一件藏蓝色的丝绒连衣裙，外面套了件黑色的短款西装。
裙子是高中的时候妈妈陪她去商场买的，不是什么大牌子，但料子和剪裁都很不错。她
对着镜子把头发散下来，用卷发棒卷了几个不太明显的弧度，然后涂了一层比平时稍微深一点的口红。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跟自己说这是年会，所有女生都会打扮，跟谢宗岑来不来没有关系。
场地在宝格丽酒店的宴会厅，水晶吊灯、白色桌布、成排的高脚杯，一切都按照标准的高端商务宴请配置。
倪颂跟在刘鸣后面跟各种人寒暄，握手，交换名片，重复着“您好我是达坤的倪颂”“是的还在实习”“对A大的”“谢谢，还有很多要学习的”。
她觉得自己像一个人工智能复读机，每遇到一个新的对话对象就自动播放对应的语音包。
好不容易脱身，一转身就看见舞池旁边站着一个人。
谢宗岑今天穿了一件藏青色的西装，口处别了一枚一看就价值不菲的宝石针，里面是黑色的高领毛衣。
他站在人群边缘，手里端着一杯香槟，正在听旁边一个中年男人说话。
他的姿态还是那种标志性的懒散——重心放在一条腿上，另一条腿微微弯曲，肩膀微微侧着，像是在听，其实思绪早就不知道飘哪去了。
他和她今天穿的都是藏蓝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