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天，楼下的丧尸死了。
不是被的，是自己死的。第一个死在凌晨。我值下半夜的班，靠在阳台栏杆上，看着巷子里那几个被胶带缠成粽子的身影。它们已经不怎么动了——这几天活动频率一直在下降，从抽搐到微弱的颤抖，再到长时间的一动不动。凌晨四点左右，其中一个忽然浑身僵直，喉咙里挤出最后一声极低的喉音，然后整个人软了下去。不是睡着了，是彻底停了。
天亮之后，月月下去检查。他穿着防护外套，戴着手套和口罩，蹲在那个不再动弹的丧尸旁边，用手电筒照着它的皮肤。皮肤已经完全塌陷了，贴着骨头，像一张被揉皱的蜡纸。眼眶深陷，眼球瘪，嘴唇因为脱水而裂开，露出灰白色的牙龈。他用匕首的刀背轻轻按了按它的手臂——肌肉没有任何弹性，按下去就是一个坑，不反弹。
“饿死的。”他站起来，摘掉手套，声音透过口罩有些发闷，“新陈代谢虽然极低，但不是没有。十一天不进食，没有能量补充，身体先消耗脂肪，再消耗肌肉，最后器官衰竭。跟人一样，只是慢一点。”
他走到第二个丧尸旁边，翻开它的眼皮。这只死得更早，大概是在昨天夜里。它的伤口——那些被胶带缠住的关节处——已经严重感染了。皮肤发黑，组织液化，散发出一种不同于腐肉的酸臭味。月月蹲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用匕首轻轻划开它手臂上的一段胶带，露出下面的伤口。伤口边缘的肉已经烂成了暗绿色的糊状，骨头隐约可见。
“这只不是饿死的，”他说，“是败血症。伤口感染之后细菌进入血液，没有免疫系统能抵抗，慢慢把全身器官都熬死了。”
他站起来，把匕首在草丛里蹭净，收进刀鞘。阳光已经完全升起来了，高原的紫外线毫无遮挡地砸在路面上，晒得那几个横七竖八的身影有些晃眼。
“这是个好消息。”他说，转身走回屋里。
“好消息？”赵公子正在一楼接待区练握力器，听到这话抬起头，一脸不可置信。
“好消息。”月月洗了手，摘下口罩，“丧尸会死。不需要打头，不需要打断脊椎，不需要用刀捅脑。它们会饿，会感染，会器官衰竭。时间问题。只要我们能撑得比它们久，它们自己就会倒下。”
这是第十二天，我们第一次确切地知道——丧尸不是永生的。它们不需要被死，它们只需要被耗尽。
处理完楼下的尸体，月月让我们把它们搬到小区后面的空地上，集中焚烧。没有葬礼，没有名字，只有一把火。汽油是从加油站带回来的储备里匀出来的，不多，但够用。他站在火堆前面，看着黑烟升起来，在高原的蓝天里拉出一道斜斜的烟柱。墨镜推在额头上，扎染衬衫的袖口被风吹得轻轻翻动。
下午，我们开皮卡去了一趟旦增母亲的商店。
这是月月定下的定期联络任务。商店和据点之间必须保持信息互通——老马那边人多，但防御不如我们；我们防御强，但人手少。两边各有所长，联络的意义不仅仅是互相报平安，更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能互相支援。
月月带了藏刀，我带钢管，赵公子背着一包保鲜膜和几瓶消毒水。啤酒留在家里守门。幸运在二楼阳台举着望远镜做瞭望，约定如果敲铁盆就立刻撤回。
商店到了。月月用约定的暗号敲了卷帘门。门从里面被拉起来，老马站在门口，抱着那个孩子。孩子长胖了一点，头发也长长了，坑坑洼洼的，一看就知道老马又拿裁纸剪刀给他剪过了。他看到月月，眼睛亮了，喊了一声“哥哥”。月月摸了摸他的头，走进去。
商店里的布置更井然有序了。药品区由刘叔负责，他把每一盒药按照效期重新排列，药品清单贴在墙上，字迹工整得像是印刷体。食品区多了几箱没有标签的东西——老马说是周技术员带人从隔壁废弃的小卖部翻出来的。
老马把所有人叫到一起，月月站在货架前面，把丧尸死亡的发现告诉了他们。
“确定？”老马问。
“确定。饿死的是能量耗尽，感染死的是败血症。”月月从口袋里掏出小本子，“时间窗口在十到十四天之间。普通丧尸没有持续进食的话，十二天左右开始死亡。体型越小越快，代谢越高越快。这对我们是个好消息——只要不被新感染的人补充进来，外面的丧尸数量会自然下降。”
老马长长地吐了口气，肩膀微微松了一些。“那是不是说，撑一个月，外面自己就太平了？”
“不一定。阿尔法型可能更久。而且旧的死了，新的人被咬还会补充进来。所以核心还是防蚊、防咬、防抓。”
“还有防人。”刘叔忽然开口。他摘掉老花镜，看着月月，“我听说你们那边有人用无人机侦察到你们了？”
“不是侦察到我们，是我们在附近发现了一架。已经处理了，无人机缴了。”月月没多讲细节。刘叔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从商店出来之后，我们又去了那栋楼。
按计划，今天应该给那个罪人送一周的补给。赵公子带的背包里装着几桶泡面、几瓶矿泉水和一瓶多维片。快到楼下的时候，月月放慢了脚步，抬头看了看那扇被钢筋焊死的窗户。钢筋还在，窗户也没破，但他的眉头皱了一下，手不自觉地往藏刀的刀柄上移了移。
门是虚掩的。锁舌完好，门框上没有新的撬痕——开锁的人要么有钥匙，要么很专业。月月把门推开一条缝，打手势让我们等在门外，自己先侧身进入。过了大概十秒，他喊我们进去。
客厅被翻过了。不是那种绝望的、发泄式的翻——是那种有针对性的、找东西式的翻。泡面箱子还在角落里，矿泉水瓶少了几瓶。那台老式电视机被从电视柜上挪开了，露出后面墙壁上一个正方形的灰印。抽屉全被拉出来了，每一个都被翻得净净，但东西没怎么少。那些人不是来找物资的。
主卧的门开着。那个男人不见了。绑在床架上的胶带被割断了——断口整齐平滑，是用利器割的。床垫被翻了过来，下面的床板也被撬开了一块。地板上有几行脚印，不是一个人的。窗台上的灰被擦掉了一块。
“他有人接应。”我说。
“不是接应。”月月蹲下来，看着地上的脚印，“接应不会翻东西。是有人来找他，把他也一起带走了。”
他站起来，目光停在床头柜上。柜面上放着一张纸，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缘不齐，上面压着一块碎砖头。纸上是手写的字，字迹很用力，圆珠笔的笔尖把纸张戳破了好几处。
“我会回来找你们复仇的。”
字不多。标点也没有。但每一个字的最后一笔都拖得很长，像是写字的人在反复确认这句话的重量。月月把纸拿起来，看了很久。不是害怕，不是愤怒。是那种在做算术题时的专注——他在算。算对方有几个人，有多强的武力，有没有藏匿的据点。然后他把纸折好，放进自己背包的夹层里。
回去的路上，天已经快黑了。高原的暮色很短，太阳一沉到山脊后面，整个城市就迅速陷入灰蓝的阴影。
“他会被找到，”月月走在最前面，没有回头，“不是现在。是以后。等秩序恢复的那一天，那张纸条就是证据。”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和他在账本上记下每一笔欠款时一模一样——不是在发泄，是在存档。这个人记着所有东西，谁欠了谁的，谁了谁，什么东西从哪里拿的。他说总有一天要还。那个“总有一天”，在他的语调和眼神里，从来都不是虚的。
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幸运在门口等我们，玉珍在二楼阳台举着望远镜，小索从楼梯上跑下来，旦增的母亲端出几个热好的面饼。一切还是井井有条。
但我睡不着。那张纸上的字一直在脑子里转，和我记忆里那个男人被绑在床架上的眼神重叠在一起。那眼神里头既不是单纯的恐惧，也不是简单的愤怒，而是一种被羞辱之后蜷在角落里的隐忍——他在等。那一天没人知道何时会来，但月月把那扇门重新锁上了。
后半夜，我听见一楼接待区有极轻极细的嗡鸣声。从楼梯上往下看，月月站在假山旁边，把那把藏刀，在月光下一遍一遍地挥砍。每一刀都比前一天更用力。他得为多出来的那几双鞋脚印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