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十一点，沈渡站在七号楼对面的居民楼四楼，盯着那户人家电脑屏幕上的监控画面。
画面很糊，是那种几百块钱的杂牌摄像头拍出来的效果。像素低得连人脸都看不清，只能勉强分辨出人的轮廓和移动方向。
但够了。
林昭站在他旁边，身体微微前倾，眼睛几乎贴到了屏幕上。
“倒退到晚上九点。”她说。
户主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睡衣，一脸没睡醒的表情，但还是配合着把进度条拖了回去。
画面开始播放。九点零三分，一个人影从画面的左侧出现，沿着七号楼前面的那条路往东走。
沈渡眯起眼睛。画面里的人影穿着深色衣服，看不清面部，但能从体态和步幅判断出是个成年人。走路的速度不快，走到画面中央的时候停顿了大概两秒，然后继续往东，消失在了画面的右侧。
“这个方向，”林昭的手指在屏幕上画了一条线，“是从七号楼走出来的，往小区大门方向去。时间大约是九点零三分。”
沈渡没有说话，而是继续盯着屏幕。
九点十五分，又一个人影出现。
这次的体态和前一次不同。更矮一些，步伐更慢，走路的时候身体微微向左倾斜——这是老年人或者身体有伤的人才会有的步态。
他看了一眼林昭。
她也在看他。
“刘德茂说他是晚上九点四十七分接到电话才去的。”林昭的声音压得很低，只有沈渡能听到，“但这个人在九点十五分就已经从七号楼方向走出来了。”
“除非，”沈渡同样压低声音，“他提前去了。或者，打电话的不是同一个人。”
户主站在旁边，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是好奇地盯着屏幕。“还要继续看吗？”
“看。往后拖到九点四十五到十点之间。”
画面快进。九点五十三分，一个人影从画面右侧出现，往七号楼方向走。这次的人影特征更加模糊，但能隐约看到一只手抬在耳边——像是拿着手机。
“他在接电话。”林昭说。
沈渡拿出手机，翻出之前拍的刘德茂的通话记录。21:47，陌生号码来电。如果他从家出发走到七号楼需要五六分钟，那么出现在画面里的时间大概是九点五十三或五十四分。
时间对得上。
但问题来了——九点十五分那个人是谁？
“能放大吗？”沈渡问户主。
“放大了也看不清，这个摄像头就这个分辨率。”
沈渡点头，谢过户主，和林昭下楼。
两个人站在七号楼前面的路上，头顶是灰蒙蒙的天，脚底下是被反复修补过无数次的水泥路面。
“九点十五分那个人，”林昭率先开口，“假设他也是从七号楼出来的，那他在七号楼里待了多久？从什么时间开始待的？”
“更关键的问题是，”沈渡蹲下来，看着地面上一道已经快要磨平的划痕，“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一阵风吹过来，卷起地上的落叶。七号楼的单元门在他身后吱呀一声开了，一个老太太拎着垃圾桶走出来，看到两个穿警服的人站在门口，脚步明显顿了一下，然后快步走开了。
沈渡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回所里。李建国快到了。”
李建国比预计的时间早了半个小时。
沈渡和林昭在询问室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椅子上喝水。一次性纸杯在他手里被捏得变形，水从杯口溢出来，滴在桌子上，他也好像没注意到。
他比他实际年龄看起来老了至少五岁。
头发花白了大半，眼角皱纹很深，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坐姿都不舒展。黑色的夹克衫皱皱巴巴，领口有一块洗不掉的油渍。沈渡注意到他的手——指甲缝里有黑色的油泥，指关节粗大，完全不像一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更像是一个常年体力活的工人。
建材生意不好做，看来是真的。
“李建国先生。”沈渡在他对面坐下，林昭坐在旁边，面前摊着笔记本，“感谢你赶过来。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情况，希望你能配合。”
李建国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林昭一眼。
“你们问吧。”他的声音比电话里更沙哑。
“你和你母亲的关系怎么样？”
“挺好的。我每个月给她打两千块钱生活费，逢年过节都会回来。去年过年我还带她去了趟三亚，待了一个星期。”
“你上次回来是什么时候？”
“中秋节。住了两天，帮她换了台新冰箱，旧的用了十几年，制冷不行了。”
沈渡把这些信息记在脑子里，但脸上没有表露出任何态度。他注意到林昭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词：反常。
太正常了。每一个回答都很正常，像是提前预习过的问题和答案。
“你和刘德茂的关系是什么？”
李建国握着纸杯的手明显收紧了。
“邻居。我认识他，因为他就住在我妈楼下，见面会打招呼。”
“就只是这样？”
沉默。
纸杯里的水已经凉了，李建国端起来喝了一口，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他……追过我妈。”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说一个不愿意被别人听到的秘密，“大概去年开始吧，我妈跟我提过一两次，说楼下老刘对她有意思，问我的意见。我当时觉得我妈都六十八了，再找个老伴也没什么，就说不反对。但是——”
他停了一下。
“但是后来我发现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沈渡没有催促他。询问室里的沉默有时候比任何问题都有效。
“怎么了？”果然，林昭开了口。
李建国把纸杯放在桌子上，两只手交叉握在一起，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我妈有一次给我打电话，哭着说老刘跟她要钱。数目不小，五万。说是借，但她觉得不会还。我让她报警，她不肯，说丢人，邻里邻居的，传出去不好听。我给她转了两万块钱，让她跟老刘说只有这么多，以后别再联系了。”
“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今年三月份。”
沈渡和林昭对视了一眼。
三月到现在，七个月。如果刘德茂因为这件事心怀不满，完全有可能产生报复的动机。但一个因为五万块钱就能人的动机，似乎还不够。
“你昨天下午和刘德茂打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聊了什么？”
李建国深吸了一口气。
“他给我打电话，说想跟我谈谈我妈的事。我当时在外地，本来不想接，但他连着打了两遍，我接了。他说——他说我妈最近身体不太好，让我多回来看看。还说了一些别的有的没的，什么他对我妈是真心的，之前要钱的事是他不对什么的。”
“就这些？”
“差不多。”
“需要四十七分钟？”
李建国的眼神闪了一下。
“中间断了一次，他又打过来，接着聊。说的都是这些事，东拉西扯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可能是……良心发现？”
沈渡靠在椅背上，看着李建国的眼睛。
这个人不擅长撒谎。他的小动作太多了——频繁地吞咽、手指不停地互相摩擦、眼神时不时地往右上方飘。这是压力过大的表现。
但他的回答又没有明显的逻辑漏洞。
要么他说的是真的，要么他把谎话练了很多遍。
“最后一个问题。”沈渡说，“你母亲出事那天晚上，你在哪里？”
“我在外地。在酒店里。房卡、监控、消费记录，你们要查都可以查。我手机里的打车软件也有行程记录，那天晚上我一直待在酒店，没有出去过。”
他的语气很笃定，甚至带着一种“我很配合”的坦然。
但这种坦然在沈渡看来反而更可疑。
一个真正无辜的人，在面对警察问询时，通常不会主动提供所有不在场证明的细节。因为他们想不到这一层。只有预设了自己会被怀疑的人，才会提前准备好所有自证清白的材料。
询问结束后，沈渡和林昭站在走廊里，隔着单向玻璃看着询问室里的李建国。他坐在那里没有动，两只手捂着脸，肩膀微微耸动。
是哭了吗？还是只是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应对？
“你觉得呢？”林昭问。
沈渡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张从监控里截图打印出来的模糊照片——九点十五分从七号楼方向走出来的那个人影。
“李建国说他那天晚上在酒店没出来。”他把照片举到林昭面前，“你觉得这个人像不像他？”
林昭仔细看了几秒。
“太模糊了，看不出。”
“尺寸呢？”
监控画面里没有人能作为参照物来测量身高。但是——路边的垃圾桶是标准尺寸，高度一米一。沈渡在户主家里的时候就比对过，那个人影的高度大约是两个垃圾桶叠起来的高度。
“一米七左右。”沈渡说。
“李建国多高？”
“档案上写的一米七二。”
林昭沉默了几秒。
“一米七左右的男人，这个城市里至少有几十万个。”
“但会在晚上九点多从死了人的楼里走出来，而且到现在都没有主动向警方报告行踪的，就不会很多了。”
沈渡把照片收起来，转身往办公室走。
“你去哪？”林昭在身后问。
“去查那栋楼有没有别的出口。窗户、天台、地下室——任何一个人可以不经过单元门就进出的通道。如果那个人是凶手，他可能本没有走单元门。”
“那监控里九点十五分走出来的人是谁？”
沈渡停下脚步，回头看了她一眼。
“这就是问题。”他说，“三个人。一个在九点零三分从七号楼方向走出来，一个在九点十五分走出来，一个在九点五十三分走进去。”
“如果九点五十三分走进去的是接了电话赶来的刘德茂，那九点十五分走出来的是谁？九点零三分走出来的又是谁？”
林昭的眼睛亮了一下。
“九点零三分那个，如果是凶手——那他在行凶之后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在楼里待了至少十二分钟？”
“或者，他本不需要离开。”沈渡的声音低了下来，“他本来就在那栋楼里。他就住在那里。”
两个人同时想到了同一个答案。
住在七号楼里的人。
刘德茂。
但他是在九点五十三分“走进去”的那个人，不是走出来的。除非——
除非监控拍到的那三个人里，有一个人被认错了身份。
有人故意制造了一个时间线上的错位，让警方以为凶手是从外面进来的，而实际上——
凶手从一开始，就在那栋楼里。
沈渡的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快得像一道闪电。
他转身大步走回询问室，推开门。
李建国还坐在里面，听到门响抬起头，眼睛红红的。
“你妈妈的那套房子，”沈渡站在门口，语气很平，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空气里，“产权在谁名下？”
李建国愣了一下。
“我妈的。怎么了？”
“有没有立过遗嘱？”
“没有。”
“有没有可能——近期内变更过产权？”
李建国的脸白了一下。
沈渡知道，他踩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
门外的林昭已经拿出了手机，开始拨号。
“老周，帮我调一套房子的产权登记记录。七号楼301，李秀兰名下。查一下最近三个月有没有做过产权变更或者抵押登记。”
她挂了电话，看着沈渡。
沈渡看着她。
两个人的表情在那一瞬间同步了。
这桩案子的核心，也许本不是感情，不是邻里矛盾。
是房子。是钱。
而刘德茂也好，李建国也罢，都只是这盘棋里的子。
真正下棋的人——还没有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