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六点，庄毅准时醒了。
不是被庄母的脚步声吵醒的——他今天起得比她还早。闹钟还没响，他就睁开了眼睛，黑暗中盯着天花板看了几秒钟，然后掀开被子坐了起来。行军床发出“咯吱”一声响，像是被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没有开灯，摸黑穿上了那件深蓝色的夹克，把那双白色手套从遥控器下面拿出来塞进口袋里，又从枕头底下掏出昨晚准备好的零钱——二十八块，叠得整整齐齐的，和那张五十块放在一起。
今天是他第一天上班。
不是上辈子那种“上班”——带着一群喽啰去收保护费，那不算上班，那叫抢劫。今天他要去做的事，是在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工厂里，搬他从未搬过的东西，挣他从未挣过的钱。这对他来说，比上辈子第一次人还要紧张。人他不怕，因为他从小就在街头巷尾的暴力中长大，拳头的重量、棍子的长度、刀的冰冷，这些东西他闭着眼睛都能感知到。但工厂、流水线、搬运、结八十——这些词对他来说像天书一样，每一个字他都认识，但连在一起他就不懂了，像是一种他从未学过的外语。
他走进厨房，烧了一壶水，给自己泡了一杯茶。茶是庄母从超市买的最便宜的那种，一包十块钱，能喝一个月。茶叶碎得像粉末，泡出来的水颜色发黑，味道苦涩，像是把树叶子煮了煮。但他喝习惯了，苦就苦吧，苦能提神，能让他清醒，能让他记得自己是谁、在什么、要往哪里去。
六点二十，庄母卧室的门开了。她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工装，头发用橡皮筋扎在脑后，脸上还带着刚睡醒的倦意，眼角有一点眼屎，她自己没注意到。看到庄毅已经穿戴整齐坐在餐桌前，她愣了一下。
“你怎么起这么早？”她走过去，伸手摸了摸庄毅的外套，又摸了摸里面的毛衣，像是在检查他穿得够不够厚。“今天降温，多穿了一件没有？”
“穿了。”
“手套带了吗？”
“带了。”
“保温杯呢？昨天让你装水，装了吗？”
“装了。”
庄母点了点头，转身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两个鸡蛋，开始做早饭。庄毅跟过去，想帮忙，被她推了出来。“第一天上班，你坐着，妈来。”她说，语气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持，好像今天这一顿早饭是她作为母亲最后的领地，不能让儿子手。
庄毅没有争。他回到餐桌前坐下来，看着庄母在厨房里忙碌。她今天动作比平时快，像是在赶什么时间。鸡蛋在锅沿上磕了一下，蛋壳裂开，她用拇指掰开，蛋液滑进油锅里，“滋啦”一声，油花四溅。她用锅铲快速地把蛋液摊开，翻面，出锅，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煎蛋的边是焦脆的，中间是嫩的，蛋黄没有破，圆圆的，像一个金色的太阳。
她把煎蛋放在一片面包上，又放了一片生菜叶子，盖上面包，切成两半，装在盘子里端过来。庄毅看着那盘东西——面包夹煎蛋夹生菜——嘴角动了一下。
“这叫什么？”
“三明治，”庄母说，“你们年轻人不是都爱吃这个吗？”
庄毅不知道“你们年轻人”爱不爱吃这个，因为他不是“你们年轻人”，他是一个从宋朝来的恶霸，这辈子吃过的最接近“三明治”的东西，是馒头夹咸菜。他拿起那半个三明治，咬了一口。面包是软的，煎蛋是香的，生菜是脆的，三种口感混在一起，说不上多好吃，但也不难吃。更重要的是，这是庄母给他做的，是为了他第一天上班特意准备的，这份心意比什么味道都重要。
他吃完了整个三明治，把盘子里的面包渣也捡起来吃了。
庄母看着他吃完了，脸上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那个笑容很短暂，像闪电一样转瞬即逝。然后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换鞋，拿钥匙，打开门，回头看了他一眼。
“走吧。”
庄毅站起来，把保温杯塞进背包里——那个背包是庄母从旧货市场买的，黑色的，拉链有点卡，布面上有几处磨白，但还能用。他把双手套进口袋里，摸了摸那双手套还在，然后跟着庄母出了门。
楼道里的灯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好了，亮着，昏黄的灯光把楼梯照得影影绰绰。庄毅跟在庄母身后，一步一步地往下走，脚步声在狭窄的楼道里回荡，“咚、咚、咚”，像一个缓慢的心跳。走到二楼的时候，对面那户人家的门突然开了，一个穿着睡衣的中年女人探出头来，看了庄毅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瞬，然后迅速缩了回去，门“砰”地关上了。
庄毅注意到那个眼神了。那不是好奇，不是打量，是警惕。是一个独居女人在清晨听到陌生男人的脚步声，开门确认一下安全，然后迅速关上门的那种警惕。庄毅不怪她。如果他是她，看到一个一米七八的年轻男人从自己门前走过，他也会警惕。这个世界的人就是这样——他们警惕陌生人，警惕黑暗的楼道，警惕任何不确定的因素。这种警惕在宋朝也有，但没有这么普遍。宋朝的村子是熟人社会，每家每户都认识，陌生人一进村就会被发现、被盘问、被围观。这里不一样，这里的楼里住着几十户人家，大部分人彼此不认识，即使住了十几年也不知道对门姓什么。
公交车站在小区门口，已经有好几个人在等了。庄母和庄毅站在人群里，和其他等车的人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不会远到显得生分，也不会近到让人觉得不舒服。这种距离感是庄毅需要学习的，他在宋朝从来没有学过这个，因为宋朝的人与人之间没有距离感。村子就那么点大，谁家今天吃了什么饭、明天要去什么活，全村的狗都知道。
车来了。庄母上车刷卡，庄毅跟在后面也刷了卡。“滴”的一声，屏幕上显示扣款两元。他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背包放在腿上，双手放在背包上面，坐得端端正正的，像一个第一次坐公交车的小学生。庄母坐在他旁边，从布袋里掏出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桔子，她剥了一个，递给庄毅。
“路上吃。”
庄毅接过桔子，掰了一瓣放进嘴里。桔子很甜，汁水很多，甜中带一点点酸，在清晨涩的嘴里炸开，像把一整颗太阳吞进了肚子里。他慢慢吃着桔子，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居民区变成商业区，从商业区变成工业区，从矮房子变成高楼，从高楼变成厂房。
四十分钟后，车在工业区附近停下。
庄毅跟着庄母下了车，穿过那条他已经走过一次的路，走到了工厂的大门口。今天那个板着脸的保安老头换了一个——换成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剃着平头，穿着保安制服，看起来精神抖擞的，像一棵刚栽下去的小白杨。他看了庄毅一眼，没有问话，大概是庄母已经提前打过招呼了。
进了大门，庄母带他走向三号仓库。
三号仓库在厂区的最深处，是一栋巨大的钢结构建筑，灰色的铁皮外墙，屋顶是弧形的，像一条巨大的鲸鱼卧在地上。仓库的大门敞开着，里面堆满了各种纸箱和托盘，叉车在里面开来开去，发出“嗡嗡”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纸箱的燥气味、胶带的刺鼻气味、柴油的尾气味，还有一种庄毅说不上来的、工业区特有的味道，像是金属和塑料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仓库门口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安全帽，脸上沟壑纵横，皮肤粗糙得像老树皮，一看就是在工厂里了大半辈子的人。他的眼睛不大，但很亮，看人的时候像在审视，又像在掂量，仿佛在给每一个走进仓库的人打分。他嘴里叼着一烟，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在头顶上方散开，形成一团灰白色的云。
“赵师傅，”庄母走上前去，笑着说，“这是我儿子，庄毅。刘主任让来的。”
赵师傅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旁边的铁柱上掐灭了，烟头扔进垃圾桶里。然后转过头，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庄毅一番。那目光像一把尺子，从头顶量到脚底，量他的身高、体形、精神状态、是不是那种偷奸耍滑的人。量完了，他把目光收回去，点了点头。
“行，”他的声音沙哑，像是嗓子里塞了沙子，“跟我来。”
庄母拍了拍庄毅的胳膊，小声说了一句“好好”，然后转身走了。她的背影在厂区的小路上渐行渐远，深蓝色的工装和灰白色的路面融为一体，像一滴水落进了河里，瞬间就看不见了。庄毅看着她的背影消失的方向站了几秒钟，然后转过身，跟着赵师傅走进了仓库。
仓库里面比外面看起来还要大。高高的货架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屋顶，货架上码着整整齐齐的纸箱，每个纸箱上都印着同样的字样和图案，庄毅不认识那个牌子，大概是某种家电的包装箱。叉车在货架之间的过道里穿梭，叉起一托盘的货物，运到另一个地方放下，动作精准得像在做手术。工人们穿着和赵师傅一样的工装，戴着蓝色安全帽，有的在搬货，有的在扫码，有的在开叉车，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彼此之间很少说话，只有机器在替他们交流——叉车的轰鸣声、扫码枪的“滴滴”声、纸箱堆叠时的“砰砰”声、打包机的“滋滋”声，这些声音混杂在一起，组成了一首工业时代的交响乐。
赵师父把庄毅领到一个角落，指着地上的一堆纸箱说：“把这些搬到那个托盘上，码整齐。”他指了指不远处的木质托盘——那是一个一米见方的平板，上面已经码了几层纸箱，但还差很多才到顶。
庄毅看了看那堆纸箱，又看了看那个托盘。纸箱不大，每个大概有他半个身子高，但看起来不轻，因为纸箱是满的，搬起来会沉。他走过去，弯腰抱起一个纸箱。第一个感觉是——确实重。比他想象的重。纸箱里的东西大概是某种金属零件，沉甸甸的，压在手臂上像一块石头。他的腹部的伤口被这个重量压得隐隐作痛，像是有人在里面轻轻地拧了一下。他咬着牙，把纸箱搬到托盘上，按照赵师父说的“码整齐”，把纸箱的边角和下面的纸箱对齐，四个角要成一条直线，不能歪，不能斜。
一个。
他回去搬第二个。这个更重，因为纸箱在底下被压了一会儿，纸板有些变形，抱起来的时候不好受力，他换了好几个角度才找到合适的姿势。搬到托盘上的时候，他的额头已经出汗了，不是因为热——仓库里很冷，冬天的大门敞开着，风从门口灌进来，冷得人直哆嗦——是因为用力，是因为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每搬一个箱子都是在和自己的身体较劲。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庄毅把纸箱一个一个地从地上搬到托盘上，每次搬一个。赵师傅在旁边看着，没有帮忙，也没有催促，嘴里又叼上了一烟，烟雾在他脸前飘散，把他的表情遮得若隐若现。他像是在观察，观察这个新来的年轻人能不能吃苦，是不是那种搬几个箱子就喊累的废物，会不会到一半就撂挑子走人。
庄毅没有停。
他的动作不算快，但很稳，没有偷懒，没有耍滑，没有趁赵师傅不注意的时候少搬一个。每一个箱子他都搬得认认真真的，搬到托盘上之后还会用手推一推，确保放稳了不会倒。这不是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认真的人，是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个世界上活，他不能搞砸。不能给庄母丢脸，不能让刘主任后悔用了他，不能让赵师傅觉得“这个年轻人不行”。他要证明自己可以，哪怕只是搬箱子这种最简单的事，他也要做到最好。
搬到第十七个的时候，他的手开始发抖了。不是害怕的发抖，是肌肉疲劳的发抖。他的手臂、肩膀、背部都在叫，叫着要休息，叫着要停下来。他的呼吸变得急促，额头上的汗水顺着眉骨流进眼睛里，涩涩的，蜇得他睁不开眼。腹部的伤口也开始疼得更厉害了，那种疼不是尖锐的刺痛，是一种持续的、钝钝的、像是有人拿一块石头压在伤口上的疼。他的嘴唇了，喉咙渴了，但他没有停下来喝水，因为赵师傅没有说可以停。在工厂里，在流水线上，在你被分配了一项任务之后，你不能想停就停。你要等到任务完成，或者等到工头说“休息”，你才能停下来。
他咬着牙，继续搬。
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个，再搬一个。每搬完一个，他就对自己说一次“再搬一个”。这个念头像一个永不停歇的钟摆，在他的脑海里来回摆动，推着他往前走，不给他犹豫和放弃的时间。
搬到第二十六个的时候，赵师傅开口了。
“行了，”他说，声音不大，但在仓库的嘈杂中清晰地传到了庄毅的耳朵里，“歇会儿。”
庄毅放下手中的纸箱，站直了身体，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的后背湿透了，夹克里面的T恤紧紧地贴在皮肤上，又湿又冷。他弯下腰，打开背包，拿出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水已经不烫了，温温的，从喉咙滑下去，像一条温暖的河流过涸的河床。他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口，但还是觉得不解渴。
赵师傅走过来，递给他一烟。庄毅看了看那烟——红塔山，他认识这个牌子，因为庄母不抽烟，但庄母的工友里有不少人抽这个。他犹豫了一下，接了过来。赵师傅掏出打火机，“咔嗒”一声，火苗窜出来，庄毅凑过去把烟点着了。
他深吸了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从鼻腔喷出来，带出一股辛辣的、微苦的味道。他上辈子抽烟——不是这种烟，是旱烟，自己卷的那种，劲儿大，呛人，抽完嗓子疼。这个世界的烟劲儿小，但味道更细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工调配过的感觉，像是在抽烟，又像是在抽一种化学制剂。
两个人站在仓库门口，并排抽着烟，谁都没有说话。冬天的风从门口灌进来，吹得庄毅湿透的后背一阵阵发凉。他的双手被冻得通红，手指僵硬，弯都弯不拢。他忽然想起口袋里那双手套还没戴，赶紧掏出来戴上了。手套的温暖包裹着他的手指，胶颗粒轻轻地磨着掌心，那种被保护的感觉让他莫名地安了心。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戴手套活——不，是两辈子里第一次。上辈子他没过活，自然也不需要手套。
赵师傅抽完最后一口烟，在地上踩灭了烟头，抬起头看着庄毅。
“以前没过这个？”
“没有。”庄毅老实地说。
“看你搬箱子的姿势就不像过的，”赵师傅说，“腰用错了力，全靠手臂在扛。这样搬一天，明天你胳膊抬不起来。”
庄毅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没说话。他把赵师傅的话记在了心里——腰用错了力，明天胳膊抬不起来。这是他的第一堂搬运课，老师是一个在工厂里了大半辈子的老工人，教材是一个纸箱，学费是第二天可能抬不起来的胳膊。
“午饭时间十二点，食堂在那边，”赵师傅指了指仓库外面的一栋白色小楼，“自己打饭，别迟到。”
说完，他转身走了，留下庄毅一个人在仓库门口。庄毅站在那里，把手套摘下来，用手指一一地揉着冻僵的手指，直到手指恢复了一些知觉，才重新戴上手套，走回那堆纸箱前，抱起一个，继续搬。
午饭时间到了。
庄毅跟着其他工人走进食堂，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的工厂食堂。
食堂很大，能同时坐几百人。白色的墙壁，浅灰色的地砖，不锈钢的餐桌和椅子，每张桌子上都铺着一层薄薄的油，抹布擦过的痕迹还在。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味道——炖肉、炒菜、米饭、汤，这些味道混在一起，说不上好闻，但很能勾起人的食欲，让人不由自主地咽口水。天花板上吊着几排光灯，把整个食堂照得亮堂堂的，像白天一样——不，比白天还亮，白天还有阴影，这里有光没有影，每一个角落都被照得一览无余。
工人们端着不锈钢餐盘，在各种菜品前面排着队。庄毅不知道该怎么打饭——先打菜还是先打饭？要不要刷卡？能打几个菜？他站在队伍里，看着前面的人怎么做，然后跟着做。前面的人拿起一个餐盘，他也拿起一个餐盘。前面的人走到窗口前说“一份红烧肉、一份青菜、一份米饭”，他也跟着说“一份红烧肉、一份青菜、一份米饭”。窗口里面的阿姨看了他一眼，舀了一勺红烧肉、一勺青菜、一勺米饭，放在他的餐盘里。
他端着餐盘，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来。
红烧肉做得不如庄母的好吃，太肥了，太腻了，酱油放多了，颜色发黑。青菜炒老了，黄黄的，蔫蔫的，失去了脆嫩的口感。米饭太硬了，一粒一粒的，像是没有煮熟。但庄毅吃得很香——不是因为好吃，是因为他饿了。搬了一上午的箱子，他的胃早就空了，现在的他什么都能吃得下，就算是白米饭没有菜，他也能吃三碗。
他大口大口地吃着，腮帮子鼓鼓的，像一只饿了好几天的狼。旁边的工人们都吃得不快不慢的，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看手机，有的在闭目养神。没有人注意他，也没有人觉得他的吃相有什么问题——在工厂的食堂里，每个人吃饭的样子都差不多，因为每个人都累，每个人都饿，每个人都想在最短的时间里吃最多的东西。
吃完饭，把餐盘放到回收处，他走出食堂，站在门口等下午的班。
冬天的正午，阳光难得地从云层后面露了出来，照在厂区的空地上，把灰色的水泥地面照出了一片浅浅的金色。庄毅眯着眼睛，站在那一片金色的阳光里，让太阳烤着他湿透的后背。暖意从衣服外面渗进来，一点一点地驱散着身体里的寒意和疲惫。他的胳膊已经开始酸痛了，手指僵硬，腰也有些不舒服——不是伤口疼，是用错了力造成的肌肉酸痛。
他想起了赵师傅的话。明天胳膊抬不起来。
他不怕。抬不起来就抬不起来，咬着牙也要搬。他上辈子什么苦没吃过——被人追着砍，被人打断了肋骨，被人用开水烫过——这些他都扛过来了，搬几个箱子算什么？他不是一个娇生惯养的人，他是在街头巷尾的暴力中长大的，他的身体可以承受很多东西——疼痛、饥饿、寒冷、疲惫。这些东西他不怕，他只怕一件事——让庄母失望。
这才是他真正的软肋。不是肉身，不是伤口，是一个人——一个花白头发的、在工厂流水线上站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每天晚上都要把被角给他掖好的女人。
下午的活更重了。
不再是搬纸箱，是卸货。一辆大卡车停在仓库门口，车厢里装满了纸箱，需要一箱一箱地搬下来，码在托盘上。庄毅爬上车厢，和另外两个工人一起，把纸箱从车上搬到车下。纸箱比上午的还大，还重，庄毅抱起来的时候，整个人的重心都不稳了，差点从车上摔下去。他赶紧稳住身体，把纸箱紧紧抱在怀里，一步一步地走到车尾，递给下面的人。
这个活比上午累多了。不是在平地上搬，是在车上搬，脚下是坑坑洼洼的车厢底板，头顶是刺眼的太阳，四周是晃晃悠悠的纸箱。他要保持平衡，要保持速度，要和其他工人配合好——他扔早了下面的人接不住，扔晚了会耽误下一个。每一步都需要精确的控制，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全身的协调。
他不敢停。车上还有几十箱，如果他停下来休息，整个卸货的节奏就断了，其他人也要等他。他不能让其他人等他，因为他是新人，新人没有资格让别人等。新人要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才能证明自己值得留下来。
他一箱一箱地搬着，汗水从额头流进眼睛，蜇得他睁不开眼。后背湿透了，夹克贴在身上，毛衣也湿了，连内裤都是湿的——这在他两辈子的经历里都是头一遭，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多汗，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手套湿透了，胶颗粒变得滑腻，握纸箱的时候有些打滑，他不得不加大握力，用更多的力气去抓。手指在手套里被汗水泡得发白，皱巴巴的，像泡在水里太久的衣服。
腹部的伤口一阵一阵地疼，不是之前那种钝痛，是一种更尖锐的、更集中的疼，像有人拿一针在伤口的位置上一下一下地扎。庄毅知道这是用力过度牵动了伤口，但他没有办法停下来，因为卡车还满着，天还亮着，赵师傅还没有说“行了”。他只能咬着牙继续搬，用嘴唇紧紧包着牙齿，不让它们因为用力而咬碎在一起。
下午四点半，货终于卸完了。
庄毅从卡车上跳下来的时候，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他的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他的双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肌肉已经疲劳到了极限，连他自己都控制不住的震颤。他的衣服从里到外湿透了，风一吹，冷得像掉进了冰窟窿，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头发贴在额头上，水珠顺着刘海往下滴。
赵师傅走过来，看了看空了的卡车，又看了看庄毅。
“行了，今天就这样,”他说，“去办公室领钱。”
庄毅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办公室。每走一步，腿都在打颤，膝盖像是要断了一样，腹部的伤口也在和他较劲，疼得他直想弯腰。他咬着牙坚持，一步一步地走，不让自己停下来。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刘主任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看到庄毅进来，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签了字，递给他。
“去财务领钱。”
财务室在走廊的另一头，庄毅走过去，敲了敲门，进去。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电脑后面，接过他手里的表格，在键盘上敲了几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
“八十块，你数数。”
庄毅接过信封，没有数，把信封折了一下，塞进口袋里。
走出财务室的时候，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这双手。手套湿透了，沾满灰尘和纸箱的碎屑，白色的粗线变成了灰色，胶颗粒上粘着不知道是什么的黑色污渍。他把手套摘下来，翻了个面，在裤子上擦了擦水，然后重新戴上。手套的里面还是湿的，但比外面好一些，至少没有那些脏东西。
他走出办公楼，冬天的风迎面吹来，刀子一样割在湿透的衣服上。庄毅打了一个哆嗦，把夹克的拉链拉到最上面，缩了缩脖子，快步走向厂门口。
庄母已经在大门口等他了。
她站在保安亭旁边，双手在工装的口袋里，脖子缩着，像是怕冷，又像是在等什么人。看到庄毅走过来，她的脸上绽开了一个笑容——那不是一个普通的笑容，是一个等了一天、担心了一天、终于盼到了的笑容。那个笑容比冬天的阳光还暖，比庄母做的红烧肉还香。
“累不累？”她问。
“不累。”庄毅说。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嘴唇裂，脸色苍白，走路的姿势也不太对，像是在忍着什么疼痛。庄母看着他的样子，眼睛一下子就红了，但她忍住了，没有哭，只是伸手帮他整了整领子，把那歪了的拉链头扶正。
“走吧，回家。妈给你做好吃的。”
公交车来了。两个人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庄毅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感受着公交车在路上的颠簸。那颠簸不大，但正好可以让他的肌肉放松下来，让那些酸痛随着车身一起摇晃，像被人轻轻地拍打着。
他的口袋里，装着那个信封。里面有八十块钱。这是他这辈子——两辈子里——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不是抢的，不是偷的，不是别人孝敬的，是他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汗水、自己的力气换来的。八十块钱，不多。在宋朝，八十文钱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吃不起。在这里，八十块钱大概也只够吃几碗面。
但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尊严的问题。
这八十块钱，证明了一件事——他可以不做恶霸。他可以不抢不偷不，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这是他在柳河屯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他觉得，除了做恶霸，他没有别的活路。这个世界不给他活路，他就自己抢一条活路出来。
但现在，他发现这个世界是有活路的。只是上辈子的他没有找到，或者说，他没有找过。他直接选择了最容易、最暴力、最不需要耐心的一条路——抢。
现在他找到了另一条路。
比那条路难走得多，慢得多，累得多。但这条路是亮的，是有尽头的，是能看到希望的。
车窗外的城市在夜色中亮了起来，万家灯火，星星点点，像一条流淌的河。庄毅睁开眼，看着那些灯光，忽然笑了。不是苦笑，不是冷笑，是一个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笑。嘴角微微上扬，眉毛舒展开来，眼角的细纹像扇子一样打开。
他转过头，看着坐在旁边的庄母。庄母也在看窗外，侧脸的轮廓在路灯的光里忽明忽暗，像一幅不断变化的剪影。
“妈。”
“嗯。”
“我今天挣了八十块。”
“妈知道。”
“明天会更多。”
庄母没有接话。她只是把手伸过来，覆在庄毅的手背上。那只手粗糙、裂、布满老茧和伤痕，像一块有着无数年轮的旧木头。她的手指微微弯曲，盖住庄毅的指关节，拇指在他的手背上轻轻地摩挲着，一圈一圈的，像是要把他手上的冰冷全部擦去。
庄毅感觉到了那只手的重量。不重，很轻，但那种轻比任何重量都更让他觉得踏实。像是船靠了岸，锚沉到了水底，风浪再大也吹不走了。
他闭上眼睛，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
“庄不董，你看到了吗？你也可以这样活。”
这句话没有声音，但他说得很用力，像是在对那个七百年前的恶霸宣战。
路灯一盏一盏地从车窗外掠过，橘黄色的光一次次地照在庄毅的脸上，又一次次地暗下去。那光像时间的河流，从他脸上流过，带走了今天的疲惫，留下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也许是希望，也许不是，也许只是一种“还没到终点”的感觉。
公交车在夜色中前行，载着两个沉默的人，驶向他们称之为“家”的那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