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彻底黑下来之后，柳条沟像被一只巨大的手捂住了嘴巴。
不是安静，是那种让人后背发凉的、连呼吸声都被放大了无数倍的死寂。风从沟口灌进来，在村道上呜呜地叫，像有什么东西在哭。秦默站在老刘头家的院子里，仰头看着天空——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浓得化不开的黑暗，像一块巨大的、湿透了的黑布，把整座村子裹得严严实实。
孙毅从屋子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烫得龇了牙。“走访的事，我已经安排了。村里还剩七户人家，十三口人，除去老刘头和他老伴，还有十一口。咱们分头走，你负责东边那几户，我负责西边的。一个小时内碰头。”
秦默点了点头，把手电筒调到了最弱的那一档，只留一小团昏黄的光，刚好能照亮脚下的路。他不想打草惊蛇。如果那个藏在土崖裂缝里的人正在暗处看着他们，他不想让对方知道警方已经锁定了那个方向。
东边的第一户人家，住着赵秀兰，七十三岁，张。
张的家在戏台东南方向大约一百米处，三间土坯房，院墙是用石头和泥巴垒的，有些地方已经塌了，用玉米秸和荆棘堵着。院门是两扇木板的，门轴生锈了，推开的时候发出尖锐的、像老鼠叫一样的声响。秦默走进院子，看到正房的窗户亮着灯——不是电灯，是油灯，昏黄的、摇摇晃晃的光，在窗户纸上投下一个佝偻的、正在缓慢移动的人影。
他敲了敲门。里面的声音停了，人影也停了。过了几秒钟，一个沙哑的、带着浓重口音的声音从门后传出来：“谁？”
“公安局的。想跟您打听点事。”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只浑浊的、布满血丝的眼睛。那只眼睛在秦默的脸上停了几秒，然后门缝大了些，张侧身让他进去。
屋子里很暖和，炉子烧得正旺，铁皮炉筒子被烧得发红，发出细微的噼啪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中药的味道，苦涩而浓烈，混合着旧棉被、煤灰和发霉的墙皮的气味。张坐在炕上，盖着一床旧棉被，被面上印着褪了色的大牡丹花，花蕊的地方磨破了，露出里面灰黄色的棉絮。她的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的，用一黑色的橡皮筋扎了一个小揪揪，像秋天枯草堆上最后几朵不肯落的蒲公英。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道一道的，纵横交错，把她的脸切割成了一块一块的、裂的土地。
秦默在炕沿上坐下，没有急着问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递过去。张摆了摆手：“不抽，嗓子不好。”秦默把烟收起来，又从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拧开盖子，倒了一杯热茶，递给她。张接过杯子，双手捧着，凑到嘴边抿了一小口，眼睛眯了一下，像是被烫到了，又像是被那口热茶从什么地方暖了一下。
“张，您在这村里住了多久了？”秦默问。
“七十三了，打小就在这儿。”张的声音沙哑，但吐字很清晰，带着一种老人才有的、不急不慢的节奏，“我爹我娘埋在那边的山梁上，我公公我婆婆也埋在那儿。我男人也埋在那儿。我闺女嫁出去了，去了多伦县城，一年回来一两次。我就一个人守着这个院子，哪儿也不去。”
“那您还记得一九九八年，村里来过戏班子的事吗？”
张的手猛地一抖，茶水溅出来，洒在被子上，洇开了一个深色的圆印。她没有擦，就那么盯着那个圆印看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看着秦默。她的眼神变了——不是浑浊了，是亮了，亮得有些吓人，像是一盏快要熄灭的灯被人猛地拨了一下灯芯，又燃起了火。
“你是来问王桂兰的事？”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尖锐起来，像是生锈的门轴被人猛地推了一下。
秦默没有回答，只是看着她，等着她自己说下去。
张把茶杯放在炕沿上，双手在被子上来回地搓，搓得被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她的目光从秦默的脸上移开，落在窗户上，落在那一小片被油灯照亮的、糊着旧报纸的玻璃上。
“王桂兰是个好姑娘。”她终于开口了，声音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唱得好，人也好，就是命不好。她来柳条沟那年，才二十八岁，正是最好的年纪。她一开腔，整个沟里都是她的声音，连沟里的风都停下来了。我那时候就想，这姑娘不该来这个地方，她应该去大地方，去北京，去天津，去那些能听懂她戏的地方。她不该死在这里。”
“她是怎么死的？”
张的嘴唇开始颤抖，颤抖得很厉害，像是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她身体里面冲撞，想要冲出来，但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把它压住了。她压了二十六年，已经压得很熟练了，但今天，她不想再压了。
“她男人的。”张的声音忽然变得很硬，像一块被冻了很久的石头，“那个姓陈的，陈德厚。他不是柳条沟的人，他是从外面来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他来柳条沟的时候，说是要做买卖，收皮子，收药材。后来就跟王桂兰好上了。王桂兰为了他，留在了柳条沟，不唱戏了，不回河北了，连女儿都不要了。”
“那后来呢？”
“后来那个姓陈的露出了真面目。”张的声音更硬了，硬到有些刺耳，“他打她，拿她的钱，不让她出门，不让她跟别人说话。他把王桂兰关在那个破房子里，像关一只鸟。王桂兰想走，走不了。她跟我说过，她说‘张婶，我活不长了，他会了我的’。我问她为什么不跑，她说‘他能找到我，不管我跑到哪里，他都能找到我’。”
张的眼眶红了，但眼泪没有流下来。她的眼泪在二十六年前就流了，现在剩下的只有涸的眼眶和一颗被愧疚磨得千疮百孔的心。
“那天晚上，我听到了。”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到像一针掉在棉花上，“她在喊救命，喊了好几声，然后就没有了。我知道她死了。我没有出去看，我知道出去也没有用，她已经死了。第二天，陈德厚说她走了，回河北了。我没有信，但我不敢说。我跟他住在一个村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我怕他。”
秦默在记录本上飞快地写着，笔尖在纸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和炉子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交织在一起，像一首低沉的、没有旋律的二重奏。
“张，陈德厚现在在哪里？”
张摇了摇头。“他走了。王桂兰死了之后，他又在村里待了几个月，然后就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就像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又钻回了地里。”
“他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没有任何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没有。”张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恐惧又像是厌恶的东西，“他就像个鬼，活着，但没有身份。他不出门，不跟人来往，不照相，不看医生，不办任何需要证件的事。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这样的人，最难找。”
秦默把这句话记了下来——“不存在的人”。一个没有身份、没有痕迹、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人，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你要怎么找到他？你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老刘头说他看到了陈德厚掐死王桂兰，但那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二十六年后，一个人的容貌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可能已经老了，瘦了，头发白了，脸上有了皱纹，走在街上，没有人会认出他就是那个在柳条沟了一个女人的陈德厚。
“张，您有没有陈德厚的照片？哪怕一张合影，或者别人拍到的背影？”
张摇了摇头。“没有。他从不拍照。有一次村里来了一个照相的，给家家户户拍全家福。大家都拍，就他不拍。他说他不喜欢照相，怕把魂照走了。我当时觉得他有毛病，现在想想，他是不想留下任何能证明他存在的东西。”
秦默把记录本合上，站起身。张忽然伸出手，抓住了他的手腕。她的手很凉，很瘦，骨节突出，像一把柴，但抓得很紧，紧到秦默感觉自己的手腕被箍住了。
“你一定要找到他。”张的眼睛里有了一种秦默从未见过的光——不是希望，是那种被压抑了二十六年、终于找到了出口的、近乎疯狂的执念，“他了王桂兰，他毁了她。他不能就这样跑了，不能就这样活着。你要找到他，让他站在法庭上，让他看着王桂兰的照片，让他亲口说——他了她。”
秦默看着张的眼睛，看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我会的。”
张松开了手，靠回被垛上，闭上了眼睛。她的脸上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释然，不是解脱，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把压在心里二十六年的石头搬开了一点点、虽然还很重、但至少能看到光了的表情。
秦默转身走出了屋子。冷风扑面而来，他深吸了一口气，感觉鼻腔里全是煤烟和黄土的气味。他站在院子里，点了一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冷空气中翻涌，然后被风吹散。他看着远处那座在黑暗中沉默的戏台，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张说的那句话——“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不存在的人。没有身份，没有痕迹，没有照片，没有指纹，没有DNA。他活在社会的缝隙里、法律的盲区里、所有人的视线之外。他了人，然后消失了，消失得净净，连一片纸屑都没有留下。
秦默掐灭了烟，把烟头塞进口袋，朝下一户人家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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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边的第二户人家，住着刘建国，四十五岁，是村里为数不多没有出去打工的男人。不是他不想出去，是他妈身体不好，瘫痪在床，需要人照顾。他老婆前年跟他离了婚，带着孩子去了多伦县城，他一个人留在村里，种地、养羊、照顾老妈，子过得紧巴巴的，但还能过。
刘建国家的灯还亮着，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在播什么电视剧，听不清台词，只有隐隐约约的背景音乐和偶尔的笑声。秦默敲了敲门，门很快就开了，刘建国站在门后，穿着一件旧毛衣，脚上是一双塑料拖鞋，袜子都没穿。他的脸上有一种不太自然的、紧绷的表情，像是早就知道有人要来，一直在等着，但又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
“刘建国？我是公安局的，想跟您聊聊。”秦默出示了证件。
刘建国侧身让秦默进去。客厅不大，一张方桌，几把椅子，一个老式的电视柜，电视柜上放着一台二十寸的液晶电视，屏幕上有裂纹，但还能看。墙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年画，画上是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年画的边角已经卷起来了。炉子烧得正旺，屋子里暖烘烘的，和外面的冰天雪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秦默在椅子上坐下，刘建国给他倒了茶，又端上来一盘瓜子。他自己坐在对面，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手指粗短，指甲缝里有黑色的泥，手掌上有厚厚的茧子。他的脸被草原上的风吹得黝黑粗糙，但眼睛很亮，说话的时候喜欢看着对方的眼睛，不躲闪。
“刘叔，一九九八年的时候，您多大？”秦默问。
“十九。”刘建国说，“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家种地。”
“那您对那年来的戏班子还有印象吗？”
刘建国的表情变了一下。不是惊讶，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果然来了”的释然。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想了想，然后开始说。他的语速不快，但很流畅，像是在心里排练过很多遍，早就知道该怎么说。
“有印象。那是我长那么大，柳条沟最热闹的三天。戏班子是从河北来的，班主姓陈，带着十几号人，大车小辆地拉了一堆行头。在咱们村的戏台上唱了三天，每天两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唱的是河北梆子，《大登殿》《蝴蝶杯》《打金枝》，还有几个折子戏我记不清了。领衔的角儿叫王桂兰，唱旦角的，长得好看，嗓子也好。她一出场，台下那些人眼珠子都不会转了。”
“王桂兰后来留在了柳条沟，你知道吗？”
刘建国点了点头。“知道。她跟陈德厚好了，没跟戏班子走。那时候村里人都知道，但没人说什么。一个外乡来的女人，跟了村里的光棍，这种事情在咱们这种地方不稀奇。”
“陈德厚是什么人？”
刘建国的手在桌面上微微握了一下，然后松开了。秦默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他在犹豫，在权衡，在想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
“陈德厚是柳条沟的人，但不是土生土长的。他是九十年代初来的，不知道从哪来的，一个人，背着个破包，在村里租了一间房，说是要做买卖。他这个人不爱跟人来往，不爱说话，见了面点个头，就算打招呼了。村里人都不太了解他，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的。后来他跟王桂兰好了，大家才知道这个人还挺有本事的，能把一个外乡来的唱戏的女人留住。”
“王桂兰在柳条沟的子过得怎么样？”
刘建国沉默了几秒钟，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这次喝得很慢，像是在用这个动作拖延时间。
“不好。”他终于说出了这两个字，声音压得很低，“陈德厚打她。不是一次两次，是经常。喝了酒打，没喝酒也打。有时候打得狠了，王桂兰脸上带着伤出来，大家都看到了，但没人敢说什么。陈德厚那个人，看着闷不吭声的，但眼睛里头有股狠劲，村里人都怕他。”
“没有人报警？没有人管？”
刘建国苦笑了一下。“报警？九八年，柳条沟，连电话都没有。最近的派出所在三十公里外，骑摩托车要一个多小时。再说了，两口子打架，村里人觉得是家务事，外人不好管。谁也没想到会闹出人命来。”
“你觉得王桂兰是被人死的，还是自己走的？”
刘建国的手又开始在桌面上握紧了。他的指节发白，指甲嵌进掌心里。他的目光在秦默的脸上和茶杯之间来回移动，像是在做最后的挣扎。
“我看到了。”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那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看到戏台那边有动静。我走过去，看到陈德厚在台上，王桂兰躺在地上。我以为她睡着了，或者喝醉了。我喊了一声，陈德厚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不是人的眼睛，是野兽的眼睛。他什么都没说，就那么看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走了。”
“王桂兰呢？你过去看了吗？”
刘建国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无声的、从眼眶里涌出来的、止不住的泪。他用手背擦了擦，擦不净，又用袖子擦，还是擦不净。
“没有。我没敢过去。我转身回了家，上了炕，把被子蒙在头上，一晚上没睡。第二天早上，陈德厚说她走了，回河北了。我没有信，但我不敢说。我怕他。”
秦默没有说话。他在记录本上写下了刘建国的证词，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得工工整整。写完之后，他合上本子，站起身，走到刘建国面前，伸出手。
刘建国愣了一下，然后伸出手，握住了秦默的手。他的手在发抖，又湿又冷，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秦默说，“你等了二十六年，今天终于说出来了。不容易。”
刘建国松开手，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在膝盖上蜷曲、松开、蜷曲、松开，像是在抓握什么抓不到的东西。“我每天晚上都梦到她。梦到她躺在戏台上，眼睛睁着，看着天。我不敢跟任何人说，连我老婆都没说。我憋了二十六年，憋得都快疯了。”
秦默转身走出了刘建国的家。冷风扑面而来，他站在院子里，仰头看着黑暗的天空。云层裂开了一道缝，露出一小片深蓝色的、缀着几颗星星的夜空。那些星星在寒冷的高空中闪烁着，像是在用某种他听不懂的语言，诉说着什么古老而永恒的秘密。
他低下头，朝村口走去。孙毅从西边回来了，两个人的手电筒光柱在黑暗中交错了一下，像两只萤火虫在打招呼。
“你那边怎么样？”孙毅问。
“两个目击者。老刘头和刘建国都亲眼看到了陈德厚王桂兰，但当时都没有阻止，事后都没有报警。”秦默的声音很平静，但那种平静里压着一种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东西，“你呢？”
孙毅从口袋里掏出记录本，翻了几页。“西边那几户人家，有三个也听到了声音，看到了红影子，但没有人知道王桂兰的事。他们大多是二〇〇〇年以后才搬来柳条沟的，对一九九八年的事一无所知。还有一个老太太，脑子糊涂了，说话颠三倒四的，问什么都答不上来。”
“所以现在能确认的是——王桂兰死于一九九八年秋冬之交，死因为机械性窒息，被陈德厚掐死在柳条沟的戏台上。至少有两位目击者亲眼看到了事发经过，但都没有报警。陈德厚在案发后数月离开柳条沟，去向不明。他没有身份信息，没有户籍，没有照片，没有任何能追踪的痕迹。”
“这样的人，怎么找？”孙毅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沮丧。
“先从王桂兰的家人找起。”秦默说，“她在河北有丈夫，有女儿。丈夫可能还活着，女儿现在应该三十出头了。他们可能知道陈德厚的更多信息，也可能不知道。但至少，他们应该知道王桂兰已经死了，不是离家出走。”
孙毅点了点头，掏出手机，开始安排人去查王桂兰在河北的户籍信息。
秦默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站在那棵枯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树旁边。树粗得两个人都合抱不过来，树皮剥落了大半，露出灰白色的、布满裂纹的木质。树冠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只有几枯的枝丫伸向黑暗的天空。树从地里隆起，像一条条青黑色的蛇，蜿蜒着爬向四面八方。
他蹲下来，用手电筒照着树旁边的地面。雪很厚，但有些地方的雪面有微微的凹陷，像是下面的泥土曾经被翻动过，经过多年的沉降，形成了一个浅浅的坑。他用靴子踩了踩那个位置，脚下的感觉和其他地方不一样——更软，更松，像是踩在棉花上。
老刘头说，他把王桂兰埋在这棵老槐树下面。
秦默站起身，后退了一步，对着那棵老槐树深深地鞠了一躬。不是为了什么仪式，不是为了什么信仰，是为了一个在黑暗中躺了二十六年、没有人来收尸、没有人来伸冤的女人。他鞠了这一躬，就是告诉她——有人来了，有人来找你了，你不用再一个人待在这棵枯死的树下面了。
孙毅站在旁边，看着秦默鞠躬，没有说话。他也对着老槐树弯下了腰，鞠了一躬，然后直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雪。
“明天一早，我带人来挖。”孙毅说。
秦默点了点头，转身朝村外走去。他的手电筒光柱在前方晃动，照亮了一小片一小片的路面——坑坑洼洼的、结着薄冰的、被雪覆盖的土路。他的脚印在雪地上延伸，一步一步，踩碎了那些在星光下泛着微光的、细细密密的雪。
身后，那棵老槐树在黑暗中沉默着，像一个佝偻的、没有牙齿的、张大了嘴的老人，无声地嘶吼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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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到多伦县城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
秦默没有去酒店，直接去了多伦县公安局的技术室。技术室在一栋三层小楼的二层，房间不大，大约二十平方米，地上铺着白色的瓷砖，墙上挂着一排排显示器和服务器，空气中弥漫着电子元件和塑料的混合气味。暖气片嘶嘶地响着，温度比走廊里高了不少，秦默脱了羽绒服，挂在椅背上，坐到一台电脑前面。
孙毅已经在技术室里等着了，手里拿着一沓刚打印出来的A4纸，递给秦默。“王桂兰的户籍信息查到了。河北保定人，一九七〇年出生，一九九八年失踪。她的丈夫叫李建国，比她大三岁，二〇〇〇年去世了，死因是煤气中毒。她的女儿叫李念，一九九三年出生，今年三十一岁，现在在张家口市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是执业律师。”
秦默接过那沓纸，一页一页地翻看。王桂兰的户籍照片是一张黑白的一寸照，拍摄于一九九五年，那时候她二十五岁，圆脸，大眼睛，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种年轻的、未经生活摧残的光彩。和笔记本上那些潦草的、绝望的字迹，和戏台上那些深深的、染血的抓痕，和二十六年的黑暗与沉默，形成了残酷的对比。
“李建国的死因是煤气中毒？”秦默抬起头，看着孙毅，“二〇〇〇年，煤气中毒。王桂兰失踪两年后，她丈夫也死了。巧合？”
孙毅的表情变得有些凝重。“你觉得不是巧合？”
“我不知道。”秦默把那张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什么都没有，“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陈德厚离开柳条沟的时间，和王桂兰失踪的时间接近，和李建国的死亡时间也接近。如果他去了河北，找到了李建国，了他，伪装成意外——不是没有可能。”
“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在河北了人，然后消失？怎么做得到？”
“他不需要身份。他只需要在一个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地方，用最简单的方式死一个人，然后离开。煤气中毒——关上窗户，打开煤气，等人死了之后再把窗户打开，让煤气散掉，看起来就像意外。二〇〇〇年，这种手法足够骗过大多数人的眼睛。”
孙毅沉默了。他拿起那沓纸，又看了一遍李建国的死亡记录，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
“如果陈德厚真的了李建国，那他就是一个连环手。了王桂兰，了李建国，可能还了别人。”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他。”秦默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之前拍的那些脚印照片，“孙队，无人机热成像的事，安排了吗？”
“安排了。明天早上七点，无人机作员从多伦县城出发，八点之前能到柳条沟。你需要在场吗？”
“需要在场。”秦默把手机放回口袋，穿上羽绒服，“我先回去睡几个小时。明天一早，柳条沟见。”
他走出技术室，穿过走廊，走下楼梯。楼梯间的灯是声控的，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又在他身后一盏一盏地熄灭。他走到一楼大厅，推开玻璃门，冷风扑面而来。他把帽子拉到头上，拉紧抽绳，只露出一双眼睛，朝停车场走去。
他的车是那辆从锡林浩特开过来的白色越野车，车身溅满了泥点和雪渍，在路灯的昏黄光线下显得灰扑扑的。他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发动了引擎。暖风开到最大，呼呼地吹着，他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脑子里那些碎片还在旋转——王桂兰的笔记本，老刘头的眼泪，刘建国的颤抖，张的握紧的手腕，戏台上的抓痕，老槐树下的浅坑，陈德厚那张没有照片的脸，李建国那场“意外”的死亡，李念那个在张家口做律师的女儿。这些碎片像一块打碎了的镜子，每一块都反射着同一个画面的不同部分，但那个画面本身，还藏在黑暗中。
他睁开眼睛，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在通讯录里找到了一个名字——张家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老周，他在一次跨省案件协作中认识的。他拨了过去，电话响了三声，那头接了起来。
“老周，我是锡林郭勒盟公安局的秦默。”
“秦法医？这么晚了，什么事？”
“帮我查一个人。李念，女，三十一岁，张家口市的律师。我要她的联系方式。另外，帮我查一下她父亲李建国的死亡案卷，二〇〇〇年，煤气中毒。我要看看有没有疑点。”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行，我明天上班就查。”
“谢谢。”
秦默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仪表盘上。他发动了车，驶出停车场，汇入凌晨一点多伦县城的空旷街道。街道两旁的店铺都关了门，橱窗里的模特在昏黄的路灯下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空荡荡的街道。红灯的路口，他停下车，看着空无一人的十字路口，忽然觉得这座城市在凌晨一点的样子，就像一个卸了妆的女人——真实的，疲惫的，不加修饰的，所有的伪装都在这个时候被剥去了。
他想，陈德厚是不是也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在凌晨一点的时候，独自坐在某个破旧的出租屋里，看着窗外的黑暗，想着自己过的人，想着那些在黑暗中躺了二十六年、没有人来收尸的灵魂。他会不会做噩梦？会不会在梦里听到王桂兰的河北梆子？会不会在惊醒之后，满头冷汗地坐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心脏跳得像要从腔里蹦出来？
秦默不知道。他也不在乎。他不在乎陈德厚是否痛苦、是否后悔、是否被噩梦折磨。他在乎的只有一件事——找到他，让他站在法庭上，让他看着王桂兰的照片，让他亲口说出那三个字：“我了。”
绿灯亮了。秦默踩下油门，车子穿过十字路口，朝酒店的方向驶去。
窗外，雪又开始下了。细细密密的，无声无息的，像有人在天上撕碎了一本很厚的书，纸屑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覆盖了整座城市。秦默放慢了车速，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发出吱吱的声响。他看着那些雪花在车灯的光柱中飞舞，像无数只白色的飞蛾，扑向光源，然后被风吹散。
他忽然想起了王桂兰笔记本上的那句话——“我想念念了，想得睡不着觉。”一个母亲，在临死前的最后一段子里，想的最多的不是那个打她的男人，不是她的戏，不是她自己的命运，而是她的女儿。那个在河北老家的、五岁的、扎着两个小揪揪的、手里拿着布娃娃的女儿。她再也见不到她了。她再也看不到她长大，看不到她穿校服，看不到她考大学，看不到她穿律师袍，看不到她变成一个独立、坚强、能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别人的女人。
秦默的眼眶有些发酸，但他没有哭。他把眼泪咽了回去，咽到肚子里，咽到那些他已经替太多死者流过的泪水里。那些泪水在他心里积成了一个湖，湖面上漂浮着无数张脸——赵志远的微笑，张永强的尸，朝鲁门的白骨，王桂兰的抓痕。每一张脸都在看着他，等着他，等着他找到答案，等着他带他们回家。
秦默把车停在了酒店门口，熄了火，坐在驾驶座上，看着挡风玻璃上的雪。雪越下越大，雨刷器已经刷不过来了，玻璃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把外面的世界遮得严严实实。他关了雨刷器，任由雪把玻璃盖满，把整辆车盖满，把整个世界盖满。
他闭上眼睛，这一次，他睡着了。不是安稳的、踏实的睡，而是那种身体到了极限、不得不停止运转的、被迫的、近乎昏迷的睡。在那些混沌的、没有逻辑的碎片中，他又看到了那个女人——王桂兰，穿着红戏服，站在戏台上，唱着河北梆子。台下没有观众，只有风和黄土。但这一次，台下多了一个人。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小揪揪，手里拿着布娃娃，站在戏台下面，仰着头，看着台上的女人。
小女孩喊了一声：“妈妈。”
台上的女人停下了唱腔，低下头，看着那个小女孩。她的脸上没有笑容，没有眼泪，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释然又像是愧疚的表情。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声音发不出来。她伸出手，想去摸小女孩的脸，但手指穿过小女孩的身体，像穿过一层雾。
小女孩不见了。戏台不见了。王桂兰不见了。只剩下黑暗，和无边无际的、细密的、无声的雪。
秦默猛地睁开眼睛，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的后背全是冷汗，心脏跳得像要从腔里蹦出来。他看着挡风玻璃上那层厚厚的雪，玻璃外面的世界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也许是几分钟，也许是几个小时。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凌晨三点四十七分。
他推开车门，雪已经积到了小腿肚。他站在雪地里，仰头看着天空，雪落在他脸上，冰凉的，融化了，变成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也许是几分钟，也许是半个小时。他的身体已经冻得麻木了，感觉不到自己的手指和脚趾，但他没有动。他站在那里，让雪落在他身上，落在他头上，落在他肩膀上，落在他心里那些还没有愈合的伤口上。
然后他低下头，朝酒店走去。他的脚印在雪地上延伸，一步一步，踩碎了那些在黑暗中泛着微光的、细细密密的雪。身后，那辆车已经被雪盖成了一个小小的、白色的山丘，像一座坟墓。
秦默没有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