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雪到重庆的时候，是凌晨四点。
火车晚点了两个小时，原本应该在夜里两点到的，结果拖到了天快亮。他从菜园坝火车站出来，背着那个双肩包，左手拎着奖杯，站在出站口，深吸了一口气。重庆的空气跟上海不一样。上海是湿的，黏的，像一块拧不的毛巾。重庆是辣的，呛的，空气里都带着火锅底料的味道。他吸了一口，呛得咳嗽了两声，但笑了。
菜园坝火车站外面，凌晨四点，依然热闹。卖早点的小推车已经出来了，蒸笼冒着白气，豆浆的香味混在晨雾里。几个跑摩的的在拉客，扯着嗓子喊“南坪南坪”“杨家坪杨家坪”。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坐在台阶上，面前摆着一个铝锅，锅里泡着黑乎乎的茶叶蛋，香味直往鼻子里钻。张大雪走过去，买了两个茶叶蛋，站在路边吃了。蛋是温的，茶香浓郁，蛋黄沙沙的，噎得他直伸脖子。他把最后一个蛋黄咽下去，把奖杯夹在胳肢窝底下，掏出手机，给蒋芸发了一条短信：“回来了。”
凌晨四点，他没指望她回。但手机几乎是立刻就震了。“在哪？”“菜园坝。”“等着。”
他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打字，手机又震了：“别乱跑。车站乱。”张大雪看着那条短信，站在菜园坝火车站外面的台阶上，笑了。他把手机收起来，走到路边的一个花坛边上，把背包放在地上，坐下来，把奖杯放在膝盖上。凌晨四点的菜园坝，比他想象的热闹。火车站对面是一排小旅馆，霓虹灯招牌在夜色里闪着暧昧的光。一个卖烧烤的摊子还在营业，炭火烧得通红，烤串的香味飘过来，勾得他肚子又叫了。但他没有去吃。他坐在花坛边上，等。
等了四十分钟。
一辆蓝色的GW250从远处驶来，车灯在夜色里划出一道白色的光。车停在他面前，蒋芸摘下头盔，头发从帽檐下面散出来，乱得跟鸡窝似的。她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卫衣，裤腿卷到脚踝，脚上是一双拖鞋。
“你骑了多久？”张大雪问。
“不久。”蒋芸看着他，目光从他的脸扫到他手里的奖杯，又扫回他的脸，“你瘦了。”
“上海的东西吃不惯。”
“不是说生煎好吃吗？”
“好吃，但不管饱。没有米饭，总觉得没吃饭。”
蒋芸从车上下来，走到他面前，看了看他手里的奖杯。金色的，底座上刻着字。她伸手摸了摸，手指在“冠军”两个字上停了一下。
“就这个？”
“就这个。”
“重不重？”
“重。”
“我问的是奖杯。”
张大雪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我说的也是奖杯。”
蒋芸瞪了他一眼，但嘴角压不住。她把奖杯从他手里拿过去，掂了掂，放在摩托车的后座上，然后用那绑货的橡皮绳捆了两道，固定好。
“走吧。”她跨上车，发动引擎。
“去哪？”
“黄桷坪。陈婆婆的豆花店。她说你回来了要请你吃三碗。”
张大雪把背包背上，跨上后座。这一次，他没有把手撑在货架上。他直接把手放在了蒋芸的腰上。蒋芸的身体僵了一下，但没说话。她拧了一把油门，GW250窜了出去，驶入凌晨四点的重庆。
从菜园坝到黄桷坪，要经过长江大桥。凌晨的大桥上车很少，江风吹在脸上，冷得刺骨。张大雪把脸埋在蒋芸的后背上，闻到她卫衣上的味道——不是香水，是机油和洗衣粉混在一起的味道，跟蒋姐摩配店里的味道一模一样。他闭上眼睛，听着发动机的声音，感受着车身在桥面上的震动，忽然觉得，这才是他应该待的地方。不是上海，不是那个有金色奖杯和年薪十五万合同的地方。是这个有蒋芸、有陈婆婆的豆花、有老刘火锅、有交通街机油味的地方。
陈婆婆的豆花店在黄桷坪坡底，凌晨五点钟，已经开门了。白雾从锅里冒出来，混着豆浆的香味，在巷子里弥漫。陈婆婆站在门口，围着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看见张大雪从摩托车上下来，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脸上的皱纹挤成一朵菊花，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回来了？”
“回来了。”
“赢了？”
“赢了。”
“那进来。三碗豆花，加蛋。”
张大雪坐在门口那张矮凳上，面前摆着三碗豆花。嫩白的豆花上浇着红油辣子，撒着花生碎和榨菜粒，每一碗上面都卧着一个荷包蛋。他拿起筷子，吃了一碗。又吃了一碗。吃到第三碗的时候，他慢下来了。不是吃不下，是不舍得吃完。
陈婆婆坐在旁边，看着他吃，不说话。蒋芸站在摩托车旁边，靠着车，双手在卫衣口袋里，也看着他。
“陈婆婆，”张大雪放下筷子，“我在上海签了一个合同。年薪十五万。”
陈婆婆的眼睛亮了一下：“十五万？那是多少钱？”
“就是很多钱。多到能把债还清，还能剩一些。”
“那你还要不要回来？”
“要。”张大雪说，“合同在长沙。离重庆不远。坐火车四个小时。我每个月都能回来。”
陈婆婆点了点头，站起来，端起那三个空碗，走进店里。走了几步，她停下来，头也没回地说了一句：“回来就好。不回来，豆花就不给你留了。”
张大雪看着她的背影，笑了。他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皱巴巴的信封，里面装着比赛的奖金——一万块。他抽出一百块，放在桌上，用筷子压住。然后转身走向蒋芸。
“走吧。”
“去哪？”
“交通街。还债。”
天还没亮透，交通街的路灯还亮着。老周摩配的门关着，周德茂还没起床。胖子摩配的门倒是开着——吴胖子起得早，正蹲在门口刷牙，满嘴白沫子。看见张大雪从蒋芸的摩托车上下来，他嘴里的牙刷差点掉地上。
“我！你回来了？”吴胖子站起来，牙膏沫子从嘴角往下淌，“上海怎么样？比赛赢了没有？”
张大雪把奖杯从后座上拿下来，举了一下。吴胖子看到“冠军”两个字，牙刷彻底掉了，砸在地上，弹了两下。
“我！”他喊了一声，然后转身冲进店里，扯着嗓子喊，“老周！老周！你他妈快起来！大雪回来了！拿了冠军！”
隔壁的灯亮了。周德茂披着一件外套从楼上跑下来，头发乱得跟鸡窝似的，眼睛还没睁开，但嘴已经咧开了：“真拿了？”
“真拿了。”张大雪把奖杯递给他。
周德茂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然后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指纹，像捧着个刚出生的娃似的，小心翼翼。
“多少钱？”他问。
“奖金一万。合同年薪十五万。”
周德茂的手抖了一下，差点把奖杯摔了。吴胖子一把接住，抱在怀里，脸上的表情像是中了彩票。
“十五万？你他妈一年挣十五万？”吴胖子的声音都变了调，“老子开这个店，一年都挣不到十五万！”
张大雪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信封，抽出一沓钱，递给周德茂。
“周老板，这是欠你的。三千。你数数。”
周德茂看着那沓钱，没有接。“不急。”
“急。”张大雪把钱塞进他手里，“我说了，赢了就还。不还睡不着。”
周德茂攥着那沓钱，手指有点抖。他低下头，把钱折好，塞进裤兜，然后抬起头，看着张大雪。“你小子，”他说，声音有点哑，“以后别叫我周老板了。叫老周。”
“老周。”张大雪叫了一声。
周德茂点了点头，转身走进店里，把门关上了。吴胖子站在门口，看着那扇关上的门，小声说：“他哭了。”
张大雪没说话。他把剩下的钱装回信封，从耳朵上取下那烟，看了看。烟已经散了，纸都开了，里面的烟丝漏出来。他把烟丝倒掉，把那张皱巴巴的烟纸展平，折了两折，塞进信封里。然后他把信封递给蒋芸。
“这是你的。车架一千，减震一千，避震尾款一千七，零碎配件八百，总共四千五。你先拿着，剩下的我下个月再还。”
蒋芸看着那个信封，没有接。
“我说了，不急。”
“你的最急。”
“为什么？”
张大雪看着她。天已经亮了，太阳从长江的方向升起来，金色的光照在交通街上，照在蒋芸的脸上。她的脸上还有熬夜的疲惫，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黑眼圈，但那几颗雀斑在晨光里看着很温柔。
“因为还清了你的债，”他说，“我才好意思跟你说别的话。”
蒋芸的手指动了一下。“什么话？”
张大雪深吸了一口气。交通街的早晨很吵，摩托车声、人声、扫地声，混在一起，像一首乱七八糟的交响乐。但他觉得，这一刻，所有的声音都安静了。
“蒋芸，我喜欢你。”
蒋芸没有动。她站在那里，手里还攥着那个信封，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某种张大雪看不懂的东西。不是高兴，不是不高兴，是一种“你终于说了”的释然。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她问。
“什么什么时候？”
“你喜欢我。”
“不知道。”张大雪说，“可能是你给我做长寿面的时候。可能是你给我缠纱布的时候。可能是你在南山上骂我‘你他妈是不是傻’的时候。也可能更早——你赊给我那减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对劲。”
蒋芸低下头，刘海遮住了她的眼睛。
“你才不对劲。”她说。
“对，我也不对劲。”张大雪说，“所以咱俩刚好。”
蒋芸抬起头，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就是那种人——天都不会哭，但会红眼眶。她伸手把那个信封从他手里拿过来，塞进自己口袋。
“钱我收了。”她说，“债清了。”
“然后呢？”
“然后——”她把那没有烟的烟纸从他手里抽走，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新的烟，塞进他耳朵上。“然后你欠我的，还是不是钱。”
“是什么？”
“是火锅。是豆花。是小笼包。”她顿了顿，“是你说的，上海的小笼包，汤汁能飙半米远。你什么时候带我去？”
“随时。”
“那就今天。”
“今天不行。今天我要去九龙坡，跟刘凯说合同的事。”
“那明天。”
“明天也不行。明天我要去长沙，签正式合同。”
“那什么时候？”
张大雪想了想，笑了。“下个月。下个月我发了工资，买两张火车票，你一张我一张，去上海。我带你去城隍庙，吃南翔的小笼包，吃大壶春的生煎，吃排骨年糕，吃葱油拌面。吃到你走不动路为止。”
蒋芸看着他，笑了。不是那种嘴角微微翘一下的笑，是那种从心底里冒出来的、压都压不住的笑。眼睛弯成了月牙，雀斑在晨光里跳。
“你说的。”她伸出右手，小指翘着。
张大雪看着那小指，笑了。他伸出手，小指跟她勾在一起。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交通街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谁的。
（第十九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