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从河南回到应天府的时候，正是洪武四年十月下旬。城里的桂花开了，满街飘香，但陈远没有心思欣赏。
他直奔刘伯温的府邸。
刘伯温正在书房里下棋，对手是一个陈远不认识的中年文官。看见陈远进来，刘伯温放下棋子，对那个文官说：“今天就到这里，你先回去。”文官起身告辞，经过陈远身边时，多看了他一眼。
“坐。”刘伯温指了指棋盘对面的椅子，“会下棋吗？”
“略知一二。”陈远坐下。
刘伯温把棋盘上的棋子收拢，重新摆开。两人对弈，刘伯温执白，陈远执黑。下了十几手，陈远就发现自己本不是对手——刘伯温的棋风绵里藏针，看似不紧不慢，实则每一步都在为后面的招做铺垫。陈远的棋，在东拐西拐中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
“你在河南的事，我都听说了。”刘伯温落下一子，“开封、河南、南阳三府，开荒十万亩，安置流民近三万户。这个成绩，放在整个大明朝都是独一份。”
“刘先生过奖。”陈远跟着落了一子，虽然明知这步棋没什么用。
“不是过奖，是事实。”刘伯温的语气平淡，“但你要知道，成绩越大，盯着你的人越多。你这次回来，不是因为我那封信，而是因为你自己也该回来了。”
陈远沉默了一下：“胡惟庸升了左丞？”
“左丞，正二品。”刘伯温又落一子，“从正七品的给事中到正二品的左丞，用了不到四个月。这个升迁速度，在大明朝是头一份。”
“李丞相称病告假，也是因为这件事？”
刘伯温的手顿了一下，抬起头看了陈远一眼。
“李善长不是称病，是真病。”他放下棋子，靠在椅背上，“但病的不是身体，是心。胡惟庸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人，现在胡惟庸的升迁速度已经超过了他的控制范围。他怕胡惟庸有一天会反过来咬他。”
陈远沉默着，看着棋盘上的残局。他的黑子已经被白子围得死死的，只有角落里还有一口气。
“刘先生，皇上为什么要升胡惟庸？”
刘伯温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拿起一颗白子，放在棋盘中央。
“皇上需要平衡。”他的声音很低，“淮西集团太大，浙东集团太小。如果任由淮西集团坐大，朝堂上就没有人能制衡李善长了。升胡惟庸，是为了在李善长和浙东之间入一个第三方。胡惟庸是李善长的人，但他有自己的野心。皇上升他的官，就是在培养他的野心。一个有野心的人，不会永远甘心做别人的棋子。”
陈远听懂了。朱元璋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李善长、刘伯温、胡惟庸，包括他陈远，都是这盘棋上的棋子。棋手只有一个——朱元璋自己。
“那我呢？”陈远问，“我在棋盘上算什么？”
刘伯温看着他，目光里有一丝复杂。
“你是一颗还没落子的棋。皇上还没想好把你放在哪里，所以你现在是最安全的，也是最危险的。安全是因为没有人会针对一个还没定位的棋子；危险是因为——如果你自己走错了位置，皇上随时可以把你拿掉。”
陈远深吸了一口气。
“刘先生，那我应该怎么走？”
刘伯温没有回答。他低下头，看着棋盘，沉默了很久。然后忽然伸出手，把棋盘上的棋子全部扫乱。
“你不需要走。”他抬起头，眼神变得清明，“你只需要继续做你的事。屯田、商屯、安置流民——这些事你做得好，皇上就看得到。只要皇上看得到你，就没有人能动你。”
陈远看着那盘被打乱的棋，忽然明白了什么。
“多谢刘先生指点。”
他站起身，深深一揖，转身走出了书房。
身后，刘伯温看着他的背影，轻轻地叹了口气。
“这个年轻人，”他自言自语，“但愿不要走错那一步。”
陈远回到应天府的第二天，就收到了胡惟庸的请帖——请他过府一叙。
请帖写得很客气：“陈郎中屯田有功，朝廷之幸，百姓之福。在下略备薄酒，敬请光临，共商国是。”
陈远拿着请帖，在签押房里坐了很久。
他知道这是一个鸿门宴。胡惟庸升了左丞，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请他去吃饭，无非是两个目的——要么拉拢他，要么试探他。无论哪个目的，这顿饭都不好吃。
但不去更不行。胡惟庸现在是正二品的左丞，比他高了整整五级。一个正二品的大员请你吃饭，你一个正五品的郎中敢不去？那不是不给面子，那是打脸。
陈远决定去，但要带一个人。
他去找了徐达。
徐达不在应天府。北伐大军已经班师回朝，但徐达留在北平主持军务，没有回来。陈远扑了个空，又去找了刘伯温。刘伯温说：“我陪你去不合适。胡惟庸请的是你，不是我。我去了，味道就变了。”
“那我一个人去？”
刘伯温想了想：“你去找赵文华。他是你上司，陪你去名正言顺。”
陈远去找赵文华，赵文华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我早就想会会这个胡惟庸了。”赵文华穿上官袍，整了整衣冠，“走。”
两人一起去了胡惟庸的府邸。
胡惟庸的府邸在应天府城东，比李善长的府邸小一些，但气派不遑多让。门口站着两个门房，看见陈远和赵文华，连忙引着他们进去。
胡惟庸在花厅里等着。他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官袍，头戴乌纱帽，三缕长髯修剪得整整齐齐，整个人看起来容光焕发，春风满面。看见陈远和赵文华进来，他笑着迎了上来。
“陈郎中来了！赵郎中也在！来来来，快请进！”
三人分宾主坐下，仆人端上茶来。胡惟庸寒暄了几句，话题很快就转到了河南的屯田上。
“陈郎中在河南做的事，在下都听说了。开荒十万亩，安置流民三万户，了不起！”胡惟庸竖起大拇指，“皇上对你赞不绝口，说你是大明朝的栋梁之材。”
“胡大人过奖。”陈远欠了欠身，“下官不过是做了分内之事。”
“分内之事？”胡惟庸笑了，“这年头，能把分内之事做好的人，已经不多了。大部分人做的不是分内之事，是分外之事——争权、夺利、拉帮结派。陈郎中能守住本分，难得。”
这话听起来像是夸奖，但陈远总觉得话里有话。
酒过三巡，胡惟庸的话渐渐多了起来。他开始聊朝堂上的事，聊李善长的病，聊刘伯温的棋，聊徐达的军功，聊各个衙门的是非。每一句话都像是随口说的，但每一句话都像是精心设计的。
“陈郎中，”胡惟庸忽然放下酒杯，看着陈远，“你觉得，现在朝堂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陈远知道这是试探，但他不能不说。
“下官以为，最大的问题是——做事的人太少，说话的人太多。”
胡惟庸的眼睛亮了一下：“说得好！一针见血！”他端起酒杯，“来，为这句话，一杯！”
三人碰杯，一饮而尽。
“陈郎中，”胡惟庸放下酒杯，语气变得认真，“你在屯田司做得很好，但屯田司太小了，容不下你的大才。我想跟皇上建议，让你兼管天下仓廪。你觉得怎么样？”
陈远心里一凛。
天下仓廪，就是全国的粮仓。这是一个比屯田司大得多的摊子，也是一个比屯田司敏感得多的地方。粮仓管着天下的粮食储备，谁管着粮仓，谁就管着天下的命脉。胡惟庸把这个差事推给他，表面上是提拔，实际上是把一个烫手的山芋塞到了他手里。
因为天下的粮仓，十个有九个是空的。前任官员们把粮食贪了、卖了、吃了，账面上却还记着满满的库存。谁去查，谁就得罪人；谁去管，谁就得背锅。
“胡大人抬爱，”陈远斟酌着措辞，“下官资历尚浅，能力有限，恐怕难当此任。”
“你太谦虚了。”胡惟庸摆了摆手，“你在历城县查过账，在屯田司管过粮，在河南搞过屯田。这些事你都做得好，管天下仓廪怎么会做不好？”
“下官……”
“行了，这件事先不说。”胡惟庸笑着打断了他，“来，喝酒。”
酒宴散后，陈远和赵文华一起走出来。赵文华骑在马上，沉默了很久，忽然说了一句。
“陈远，胡惟庸这是在给你下套。”
“我知道。”陈远说。
“那你打算怎么办？”
陈远没有回答。他策马前行，夜风吹起他的衣袍，寒意从领口灌进来。
他想起刘伯温的话——“你是一颗还没落子的棋。”胡惟庸想帮他落子，把他放到一个危险的位置上。如果他接受了，就成了胡惟庸的人；如果不接受，胡惟庸就会把他当成不识抬举的敌人。
他需要一个第三选项。
回到住处，陈远一夜没睡。他坐在桌前，就着油灯的光，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很简单——臣在河南的屯田工作尚未完成，请求皇上允许臣继续留在河南，待屯田初具规模后再回应天。
这封信的用意很明显——他在躲。躲开胡惟庸的拉拢，躲开朝堂的纷争，躲开那些他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他把信送进了宫。
三天后，朱元璋的批复下来了——“准。河南屯田事毕，即回。”
陈远拿到批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收拾行装，准备返回河南。临行前，他去跟刘伯温告别。刘伯温正在院子里浇花，看见他来了，放下水壶，拍了拍手上的泥。
“要走了？”
“要走了。”
刘伯温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陈远。
“这封信，你到了河南再看。”
陈远接过信，收进怀里。
“刘先生，保重。”
“保重。”
陈远翻身上马，策马而去。身后，刘伯温站在院子门口，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长街尽头。
秋风萧瑟，落叶满地。
陈远回到河南的时候，已经是十一月初了。
河南的冬天来得早，十一月就已经寒风刺骨。但屯田工地上依然热火朝天——数万屯民在寒风中修渠、开荒、建房，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偷懒。
杨文英把河南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陈远走了一个多月，不但没有出乱子，反而又开了五千亩荒地。陈远看完报告，拍了拍杨文英的肩膀。
“文英，辛苦了。”
杨文英笑了笑：“陈大人言重了。这些屯民比下官辛苦多了，下官不过是动动嘴皮子。”
陈远在河南又待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完善屯田的管理制度。他把在屯田司推行的绩效考核制度搬到了河南，对各级屯田官员进行量化考核——开荒多少亩、修渠多少里、安置流民多少户、粮食产量多少石，全部打分排名。排名靠前的奖励，靠后的问责。这套制度推行后，河南的屯田效率又提高了一大截。
第二件事，是建立屯田的培训体系。他从历城县调来了更多的技术骨，在河南设立了三个技术培训中心，专门培训当地的农民成为技术推广员。每个中心每年培训两百人，培训完就派到各县去教老百姓种地。这样一来，河南就有了自己的技术力量，不再依赖外援。
第三件事，是解决屯田的长远发展问题。他组织人手，对河南全省的土地、水利、气候、作物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编制了一本《河南农书》。这本书涵盖了河南农业的方方面面，从选种到施肥，从灌溉到治虫，从轮作到间作，无所不包。陈远让人把这本书刻板印刷，每个县发一本，作为屯田的技术手册。
这三件事做完的时候，已经是洪武五年的正月了。
春节刚过，陈远在开封府的屯田衙门里，拆开了刘伯温给他的那封信。
信的内容只有几句话，但每一句话都像是一记重锤。
“胡惟庸已兼领中书省，权倾朝野。李善长病愈复出，与胡惟庸明争暗斗。皇上在两人之间左右摇摆。朝局将有大变，你暂时留在河南，不要回来。”
陈远把信看了三遍，然后点燃烧掉了。
他看着纸灰在火盆里飞舞，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朝堂上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李善长和胡惟庸，一个是开国元勋，一个是后起之秀，两个人为了权力在朱元璋面前互相倾轧。而朱元璋，乐得看他们斗——因为只有他们斗起来，他才能稳稳地坐在上面当裁判。
陈远知道，这场斗争不会很快结束。李善长基深厚，胡惟庸野心勃勃，两个人谁也不会轻易认输。而在这场斗争中，像他这样没有基、没有靠山、只会做事的人，是最容易被牺牲的。
所以他不能回去。至少在尘埃落定之前，不能回去。
“文英。”陈远叫来了杨文英。
“在。”
“河南的屯田，明年有什么打算？”
杨文英拿出一份方案，递了过来。陈远接过来看了看，方案写得很详细，目标也很明确——明年开荒二十万亩，修渠两百里，安置流民五万户，粮食产量翻一番。
“目标定得不错。”陈远把方案放下，“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朝廷的拨款断了，我们怎么办？”
杨文英愣了一下：“朝廷的拨款怎么会断？”
“朝堂上的事，说不准。”陈远摇了摇头，“我们不能只靠朝廷，要自己想办法。”
他走到墙上挂着的地图前，用手指点着几个位置。
“河南有黄河，有洛河，有伊河，水资源丰富。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河流，搞一些水利工程，既能灌溉农田，又能利用水流推动水磨、水碓，加工粮食、木材、矿石。这些水磨、水碓，可以出租给商人，收取租金。有了租金，就算朝廷的拨款断了，我们也能自己养活自己。”
杨文英的眼睛亮了：“陈大人，这个办法好！”
“不止是水利。”陈远继续说，“屯田种的粮食，除了上交朝廷和留作口粮，还有富余。这些富余的粮食，可以卖给商人，换成银子。有了银子，就可以购买更多的种子、农具、耕牛，形成良性循环。”
“下官明白了。”杨文英兴奋地点了点头，“下官这就去拟方案。”
杨文英走后，陈远一个人站在地图前，看着那些山川河流、城镇村落，陷入了沉思。
他知道，他在河南做的这些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屯田”的范畴。他不仅在种地，他在建设一个系统——一个能够自我循环、自我发展、自我壮大的系统。这个系统一旦建成，就会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自动运转，不需要他时时刻刻盯着。
而这台机器的核心，不是粮食，不是银子，不是制度——是人。
是那些学会了技术、有了土地、有了希望的人。他们才是这台机器最宝贵的零件。
洪武五年的春天，陈远在河南度过了一个忙碌的春节。
他没有回应天府，没有回历城县，甚至连一封信都没有写。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屯田中，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来。他跟屯民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活，手上磨出了新的茧子，脸上晒出了新的斑。
屯民们对他的称呼，从“陈大人”变成了“陈先生”，又从“陈先生”变成了“老陈”。在他们眼里，陈远不是官，是跟他们一样的人——一个会种地、会修渠、会打算盘、会写字的农民。
只不过，这个农民比他们厉害得多。
三月，冬小麦返青拔节，绿油油的一片，铺满了开封府城外原本荒芜的土地。陈远站在田埂上，看着那些茁壮的麦苗，心里估算了一下——照这个长势，今年的夏收至少能打十五万石粮。
十五万石。加上去年的存粮，河南的屯田总产量将达到二十万石以上。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河南全省去年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而河南的屯田，才搞了不到一年。
消息传到应天府，朝堂上炸开了锅。
有人惊叹——一个陈远，抵得上十个巡抚。
有人怀疑——这些数字是不是夸大了？是不是陈远在虚报邀功？
有人害怕——陈远在河南搞这么大，会不会尾大不掉？会不会形成国中之国？
朱元璋没有表态。他让人去河南暗访，核实陈远报上来的数字。
暗访的人回来之后，向朱元璋汇报了实情——数字不但没有夸大，反而报少了。河南屯田的实际产量，比陈远报上来的还要多两万石。
朱元璋听完汇报，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
“陈远这个人，朕用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