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夏洛滕堡区。
十一月的黄昏来得格外早，下午四点多天就开始暗了，到六点的时候，街道已经被深蓝色的暮色笼罩。街灯次第亮起，橘黄色的光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投下一圈圈模糊的光晕。
我刚从手术室出来，脱下那件穿了一整天的蓝色手术衣，换回自己的白大褂。走廊里的消毒水味道已经闻不出了——不是因为它不存在了，而是我的鼻子早就对这种气味免疫了。在手术室待了十一年，连回家闻到饭菜香都觉得不对劲，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今天是周五。柏林的周五晚上，街上到处都是拎着酒瓶、大声说笑的年轻人。他们从超市买几欧元的啤酒，坐在施普雷河边的台阶上，聊着工作和爱情，聊着那些我听起来似懂非懂的德语笑话。
我已经在柏林待了整整两年。
两年前，我从武汉同济医院辞职，通过中德医学交流来到柏林，在夏洛滕堡区这家综合医院做普外科医生。当时跟国内的人说我要去德国，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去镀金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去镀金，我是去逃命的。
逃什么命？不是真的有人要我。是我的良心在追我。
两年前我做了一件事——我跟章雅涵离了婚。
我走进值班室，把白大褂挂在门后的衣钩上，从柜子里拿出自己的外套和围巾。十一月的柏林已经很冷了，气温零下一度，风从施普雷河上吹过来，像刀子一样割脸。
“叶，今天晚上要不要去喝一杯？”同事霍夫曼医生从门口探进头来，他是个高大的柏林本地人，金发碧眼，笑起来像个大男孩，“我知道一家酒吧，他们的黑啤特别好喝。”
“今天不了。”我说，“我有点累。”
“你哪天不累？”霍夫曼耸了耸肩，“你们中国人总是工作太拼命。在德国，周五晚上是要放松的。来嘛，就喝一杯。”
我笑了笑，摇了摇头。
霍夫曼不明白，有些累不是喝一杯就能解决的。有些累藏在骨头缝里，藏在每一次呼吸里，藏在每一个深夜惊醒的时刻里。那种累，酒精解决不了，睡眠解决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
我穿上外套，围上围巾，把手机揣进裤兜，走出医院大门。
柏林的夜风迎面扑来，我缩了缩脖子，快步走向地铁站。这条路线我已经走了几百遍了——从医院到地铁站步行八分钟，坐U7线五个站，再步行五分钟到公寓。全程不到半个小时，但在这半个小时里，我会把手机拿出来看至少十次。
不是在看时间，是在看一个人的微信头像。
章雅涵的头像是她自己的照片。那是一张自拍，她站在一个阳台上，身后是傍晚的天空，有橘红色的晚霞。她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头发散着，被风吹起来几缕，遮住了半边脸。她在笑，不是那种刻意的、对着镜头的笑，而是一种很自然的、好像有人在她对面说了什么好笑的事情、她忍不住笑出来的那种笑。
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我一直觉得这张照片拍得很好。不是技术上的好，是那种“人”的好——你看到这张照片，就能想象出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温暖的、柔软的、让人想靠近的。
离婚两年了，她一直没有换过头像。
我也没有删过她的微信。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彼此的通讯录里，不再有任何交流。她不会主动联系我，我也没有勇气联系她。这就是我们离婚后的状态——沉默，无尽的沉默。
我把她的聊天记录翻过无数次。最后一条消息停留在两年前，是她发的，只有两个字：“到了。”那是我从深圳回武汉的飞机落地后，她问我到没到，我说到了，她说到了就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那是我们之间最后的对话。两年前的最后一次对话。
我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以为距离会让人遗忘，以为只要跑得够远，那些过去就追不上我。可是那些过去从来就没有追我，它们一直就在这里，在我的心里，在我的骨头里，在我每一次呼吸的空气里。只是我假装看不见而已。
地铁来了。
我跟着人群挤进去，找到一个角落站好，一只手抓着扶手，另一只手在口袋里。车厢里很安静，大部分人都在看手机，偶尔有人低声交谈。一个穿着校服的柏林少年坐在对面，耳机声音开得很大，我能听见里面传出的嘻哈音乐的节奏。
列车驶过黑暗的隧道，车窗上映出我的脸。
三十八岁。
镜子里的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至少五岁。眼角的皱纹，额头的抬头纹，两鬓若隐若现的白发，还有那双永远挂着黑眼圈的眼睛。不是熬夜熬的，是做噩梦做的。
在柏林这两年，我做的最多的梦，是关于武汉的。我梦到武汉的夏天，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长江边的风吹过来都是热的。我梦到我在同济医院的手术室里做手术，无影灯的白光照得人睁不开眼，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护士不停地帮我擦。
然后我梦到章雅涵。她站在手术室门口，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手里拎着一个保温饭盒，冲我笑了笑，转身走了。我追出去，追到医院门口，追到马路上，追到长江大桥上，可是她越走越远，越走越快，最后消失在一片白色的光里。
每次做到这个梦，我都会在凌晨三四点醒来，浑身是汗，心跳快得像要从腔里蹦出来。然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坐在床上，看着窗外柏林的夜色，想着一个人，想着一个在八千公里之外的人，一个我亲手推开的人，一个我再也没有资格关心的人。
地铁到站了。我下车，走上楼梯，穿过检票口，走出地铁站。街上的人少了很多，只有零星的几个行人裹着大衣匆匆走过。路灯的光是橘黄色的，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反射出一种温暖的假象。
我住的那栋楼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是一栋老式公寓，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窗框是深绿色的。楼下的面包店每天早上六点开门，烤面包的香味能飘到四楼我的窗户里。面包店的老板娘是个胖胖的土耳其女人，德语说得不太好，但总是笑眯眯的，每次我去买面包都会多给我一个。
我走到楼门口，掏出钥匙准备开门，手机突然震动了。
不是消息提醒，是来电。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屏幕亮着，来电显示是一个名字——杨心心。
心跳漏了一拍。
不是因为杨心心打电话这件事有多稀奇。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们从幼儿园就认识了，到现在三十多年，隔三差五就会通个电话。他大学考了同济医学院，我考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其实就是一个学校，他学的是临床医学，我学的也是临床医学。毕业后他留在武汉，我去了深圳，后来我又回了武汉，我们在同济医院做了两年同事。再后来我去了柏林，他升了主治，后来又升了副主任，现在已经是深圳市人民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了。
他是我最好的兄弟，没有之一。
但是，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
杨心心这个人，生活规律得像上了发条。他在医学院的时候就这样，全宿舍都在挑灯夜战复习，就他一个人已经打上呼噜了。我们都说他是医学生里的异类，没有焦虑神经的那种。工作之后更是如此，十一点之前必须睡觉，雷打不动。有次急诊科打电话叫他回去做手术，他接电话的时候声音都是迷糊的，说了句“我睡了三分钟你就把我叫醒了”，把急诊科的人逗得哈哈大笑。
一个凌晨一点打来电话的人，要么是出了天大的好事，要么是出了天大的坏事。以我对杨心心的了解，多半是后者。好事他不会这个点打。
我深吸了一口气，按下了接听键。
“喂。”
“叶鹏。”他的声音不对劲。
不是刚睡醒的那种沙哑，而是一种刻意的、压抑的、像是在刻意控制情绪的声音。语速比平时快，尾音微微上扬，带着一种外科医生很少有的犹豫——外科医生做决定的时候是不犹豫的，犹豫的人当不了外科医生。
“怎么了？”我问。
我站在楼门口，钥匙还在锁孔里，但我已经忘了开门这件事。夜风吹过来，把围巾的一角吹得飘起来，我完全没有感觉。
“你那边几点了？”杨心心问。
他问我这边几点，而不是直接说事。这说明他要说的事情很难开口，他在找一个合适的方式说出来。
“下午六点。”我说，“你那边凌晨一点了，你怎么还没睡？”
“睡不着。”他说。
杨心心说他睡不着，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我认识他三十多年，他从来不会睡不着。大考前一天晚上他睡得比谁都香，手术失败第二天他照样能吃两碗饭，女朋友跟他分手那天晚上他回到宿舍倒头就睡，我们问他你不难过吗，他说难过啊但是困了先睡吧。
能让他睡不着的事情，一定是大事。
“到底怎么了？”我的声音不自觉地绷紧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这三秒钟里，我听见他呼吸的声音。急促，短浅，像刚跑完八百米的那种喘，但他明明只是坐在那里打电话。一个外科医生的呼吸不该是这样的。我们被训练在开腹的瞬间保持心率平稳，在主动脉破裂的时候手指不抖，在十分钟内完成脾脏切除的时候呼吸依然均匀。
他那边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出了大事。
“杨心心，你他妈倒是说啊。”我骂了一句。
“章雅涵。”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低沉得像从腔里挤出来的，“她的病情突然加重了，癌症晚期，马上要进手术室。”
我握着手机的手猛地收紧，指节泛白。
章雅涵。这个名字从杨心心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心疼，不是震惊，而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有人突然从深水里把我捞出来，空气猛地灌进肺里，又疼又酸，还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窒息感。
在楼门口的铁门上，铁门冰凉，寒意从后背一直蔓延到全身。
“什么病情？”我问。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陌生。
“胰腺癌。”杨心心说，“晚期。”
胰腺癌。晚期。
这四个字像四颗钉子，一颗一颗地钉进我的太阳里。
“她什么时候确诊的？”我问，声音依然平静。
“你出国后第三个月。”
出国后第三个月。那就是一年零九个月前。一年零九个月。章雅涵确诊胰腺癌晚期已经一年零九个月了，而我，她的前夫，一个普外科医生，竟然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我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裂痕。
“她不让。”杨心心说，“她特意交代的，不让任何人告诉你。她说你已经在德国了，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不想打扰你。她说你们已经离婚了，你没有义务管她的事。”
“不让任何人告诉你”——这像章雅涵会说的话。她这个人，从来不愿意麻烦任何人，包括她的前夫。
“她现在的具体情况。”我说，语气不自觉地变成了医生的模式，冷静、简洁、直奔主题。
“胰头癌术后肝转移。”杨心心的语速也快了起来，像在念一份病历报告，“去年年底做的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术后恢复尚可，完成了六个周期的辅助化疗。今年六月份复查，肿瘤标志物正常，CT未见复发。九月份复查，CA19-9升高，PET-CT提示肝内两枚转移灶，最大直径两厘米。开始化疗联合靶向治疗，两个周期后评估，效果不理想，出现腹水，肝功能恶化。上周出现梗阻性黄疸，做了ERCP置入胆道支架。今天下午突发急性腹痛，CT提示肝转移灶破裂出血，腹腔积血，失血性休克。目前正在急诊手术准备中。”
我听完，沉默了很久。
肝转移灶破裂出血——这是肿瘤病人最凶险的急症之一。肿瘤侵蚀血管壁，导致血管破裂，血液涌入腹腔，短时间内就能导致失血性休克。处理不及时的话，死亡率极高。
“手术谁做？”我问。
“我们科室的李主任主刀，我当一助。”
“你们主任做肝脏手术怎么样？”
“还可以，不是最好的，但这种情况也没得挑了。”杨心心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无奈，“她这个情况，能上台止血就不错了，切除不切除的看术中情况。”
我点了点头，意识到他看不见，又说了句：“嗯。”
又是一阵沉默。
电话那头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走动，有人在低声说话。杨心心大概是在手术室外面给我打的电话，旁边还有别的医生或者护士。
“叶鹏。”杨心心突然叫我的名字，语气变了。
“嗯。”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老实回答我。”
“你说。”
“你心里还有她吗？要不要回来看看？”
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突然到我完全没有准备。
我心里还有章雅涵吗？这个问题如果放在两年前问我，我会说不。那时候我刚跟她离了婚，刚从深圳逃回武汉，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重新开始、怎么把这段婚姻当作一个错误翻篇。我觉得自己解脱了，像一只终于挣脱了束缚的鸟，可以自由自在地飞了。
可是飞了两年之后我才发现，我本就没有飞。我只是从一个笼子换到了另一个笼子。前一个笼子叫婚姻，后一个笼子叫愧疚。而且后一个笼子更小，更黑，更让人窒息。
“我不知道。”我说。这是真话。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对章雅涵的感情算什么。是愧疚？是遗憾？是不甘心？还是真的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被我压在心底不敢承认的——喜欢？我分不清了。两年了，我已经分不清了。
“你不知道？”杨心心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压抑的怒火，“叶鹏，你跟我说你不知道？你前妻，你跟她结过婚的女人，她现在躺在手术台上，腹腔里全是血，随时可能死在手术台上，你跟我说你不知道你心里还有没有她？”
“你冷静一点。”我说。
“我冷静不了！”杨心心几乎是吼出来的，“叶鹏，你知不知道她这一年多是怎么过来的？化疗，呕吐，掉头发，吃不下饭，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她一个人，没有家人在身边，没有人照顾她，就她一个人扛着。你他妈在柏林吃香喝辣的时候，她在医院里做化疗，吐得昏天黑地，连个递杯水的人都没有！”
我没有说话。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因为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杨心心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是一个医生，我比任何人都清楚癌症患者要经历什么。化疗的痛苦，手术的风险，疾病本身带来的疼痛和恐惧——这些东西我都见过，每天都在见。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东西会发生在章雅涵身上。
那个骑电动车穿梭在深圳街巷的章雅涵，那个抱着纸箱从仓库走出来时冲我笑的章雅涵，那个在湘菜馆里吃剁椒鱼头辣得直吸气还停不下筷子的章雅涵。
她怎么可以得癌症？这不公平。
“叶鹏，你听我说。”杨心心的声音突然又低了下来，像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才把情绪压了下去，“她现在这个情况，很危险。肝转移灶破裂出血，就算手术成功了，预后也很差。可能几个月，可能一年，谁也说不准。你如果还想见她最后一面，你就回来。你如果觉得无所谓，那你就当这个电话我没打过。”
最后一面。这四个字像一把刀，从我的口捅了进去。
电话那头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静得能听见电流的微弱嗡鸣，也能听见我沉重到近乎窒息的心跳声。一秒，两秒，十秒……时间被无限拉长，我甚至能想象出他此刻的表情，或许是犹豫，或许是回避。
良久，他才飘来一句轻飘飘的、带着躲闪的话：“我有事，先这样。”
通话猝然挂断，冰冷的忙音在耳边回荡，像一记耳光，狠狠扇在我脸上。
在冰冷的铁门上，浑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晚风从街口灌进来，带着凉意，却吹不散口翻涌的悔意——那是一种迟来的、近乎残忍的醒悟，像水般一波波涌来，将我彻底淹没，压得我喘不过气。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回过神来。
钥匙还在锁孔里，手已经冻得发红。我把钥匙，推开门，走进楼道。声控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斑驳的墙壁上，有一种说不出的陈旧感。我爬上三楼，打开公寓的门，玄关的灯没开，房间里一片漆黑。
我没有开灯，径直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
窗外有月光照进来，很淡很淡的白色，在地上投下一片模糊的光影。
我掏出手机，打开携程，搜索柏林到深圳的机票。最早的一班是明天下午两点半，法兰克福转机，全程十五个小时，经济舱，一万两千人民币。我盯着那个“预订”按钮看了五秒钟，然后按了下去。选座的时候我选了靠窗的位置。不是因为我喜欢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飞机上靠窗的位置最不容易被打扰，可以一个人待着。
付款成功。
然后我给穆勒教授发了一封邮件请假。
发完邮件，在沙发上，闭上眼睛。
可是闭上眼睛之后，脑子里全是章雅涵。不是现在的章雅涵——不是那个躺在手术台上、腹腔里全是血、奄奄一息的章雅涵。是三年前的章雅涵。那个在快递驿站里冲我笑的章雅涵，那个在湘菜馆里吃剁椒鱼头辣得直吸气还停不下筷子的章雅涵，那个在她出租屋门口问我“你明天还来吗”的章雅涵，那个在民政局门口转身离开的章雅涵。
每一个画面都清晰得像昨天才发生的。可实际上，已经过去两年多了。
我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柏林的公寓天花板很白，没有任何裂缝，不像武汉那个出租屋。在武汉的时候，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发呆，想一些有的没的。那时候我经常想章雅涵，不是想她这个人，而是想我们的婚姻。想它为什么会变成那样，想它从一开始是不是就是个错误，想如果我当初没有那么草率地跟她结婚，她会不会比现在过得好。
这些问题我想了很久，想了无数遍，从来没有想出一个答案。
但现在，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不是因为我终于想通了，而是因为杨心心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你知不知道她这一年多是怎么过来的？”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她确诊的时候我不知道，她化疗的时候我不知道，她掉头发的时候我不知道，她疼得整夜睡不着的时候我不知道，她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逃了，逃到了地球的另一端，逃到了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逃到了一段可以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生活里。
我以为只要跑得够远，那些过去就追不上我。可是那些过去从来就没有追我，它们一直就在这里，在我的心里，在我的骨头里，在我每一次呼吸的空气里。只是我假装看不见而已。
我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找到章雅涵的头像。
那张她自己的照片。阳台，晚霞，白T恤，被风吹起的头发，弯弯的眼睛。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久到手机屏幕自动变暗，又自动熄灭。我按了一下电源键，屏幕又亮了，那张照片又出现在我眼前。
我点开输入框，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又打，又删掉。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次。我想说“你怎么样了”，但这太虚伪了。我想说“我回来看看你”，但这太突然了。我想说“对不起”，但这太轻了，轻得像一片羽毛，什么都承载不了。
最后我什么都没发，关掉了对话框。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柏林的夜，安静得像一幅画。远处的电视塔亮着灯，像一个巨大的银色橄榄球漂浮在夜空中。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路灯在寒风中孤独地亮着。
我站了很久，久到腿都麻了。
然后我拿起手机，给刘青扬打了个电话。
刘青扬是我的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他在深圳龙岗开了一家快递驿站，章雅涵就是在他店里上班的。就是他介绍我们认识的。
电话响了几声，接通了。
“叶鹏？”刘青扬的声音带着浓浓的睡意，但语气很惊讶，“你怎么这个点打电话来？你那边几点了？”
“下午六点。”我说，“青扬，我问你一件事，你老实告诉我。”
“什么事？”
“雅涵生病的事，你知不知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知道了？”刘青扬的声音一下子清醒了，不再有睡意，“谁告诉你的？”
“杨心心。”
“他联系你了？”
“嗯。她今天下午病情突然加重，在手术室。”我的声音很平静，“青扬，她确诊一年多了，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刘青扬又沉默了。这次沉默了很久。
“她不让我说。”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她确诊之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告诉你。但她不让。她说你已经在德国了，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不想打扰你。她说你们已经离婚了，你没有义务管她的事。”
“她说你就听？”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
“我能怎么办？”刘青扬的声音也提高了，“她是病人，她是当事人，她明确跟我说了不要告诉你，我要是告诉你了，她会不会怪我？她会不会觉得我多管闲事？叶鹏，你以为我不想告诉你吗？我他妈每天看着她在我店里进进出出，看着她一天比一天瘦，看着她的头发一把一把地掉，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我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
“她这一年多，是怎么过来的？”我问。
“还能怎么过来？”刘青扬的声音有些哽咽，“硬扛呗。她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什么事都自己扛着。确诊之后，她还在我店里上了一个月的班，我说你别上了，休息吧，她说没事，就是一个小手术，做完就好了。后来做化疗，反应太大了，实在撑不住了，才没来上班。”
“她一个人在深圳，没有家人照顾？”
“没有。”刘青扬叹了口气，“她跟她家里吵架了，跑出来的，不愿意跟家里联系。她家在杭州条件其实挺好的，拆迁户，家里五套房，她爸妈退休了，她姐姐做医疗器械生意，做得很大。但她就是不愿意回去，也不愿意让家里人知道她生病的事。”
我愣住了。
五套房。拆迁户。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姐姐。
这些事，我从来不知道。
结婚八个月，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家里的情况。我以为她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出来的姑娘，一个人在深圳打工，攒钱想回杭州开个小店。没想到她家里条件这么好。
“她为什么跟家里吵架？”我问。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刘青扬说，“好像是家里人一直她相亲。她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没结婚，家里着急，给她介绍了不少对象，她一个都不愿意。七大姑八大姨、邻居，都给她介绍过，她一个都不去见。她父母催了三年，一直没催成。三年前的夏天，她跟她父母大吵了一架，说相亲把她烦了，再这样她就离开杭州。她父母以为她只是说说气话，没想到她真的一个人跑深圳来了。”
我沉默了。
章雅涵来深圳，不是因为家里穷、为了讨生活，而是因为跟家里吵架、为了逃婚。她在深圳租学区房、做快递员、攒钱想开小店，不是因为买不起更好的房子、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是因为她想证明自己可以一个人生活。
不需要家里人的钱，不需要家里人的安排，不需要家里人的管束。
她想要的是自由。
而我，在认识她三天后就跟她结了婚。领完证当天我就回了武汉，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她。八个月的婚姻，我们全靠手机联系。而她在手机那头，越来越冷淡。
“叶鹏，你在听吗？”刘青扬问。
“在。”我说。
“你没事吧？”
“没事。”我说，“青扬，她手术前，有没有说什么？”
“说什么？”
“关于我的。”
刘青扬沉默了几秒。
“她没提你。”他说，“一句都没提过。”
一句都没提过。我不知道该松一口气还是更难受。她没提我，说明她真的把我放下了。不恨，不爱，不怨，不念。就是放下了，像放下一个快递包裹一样，放下了就忘了。这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一个前夫，不值得她惦记。
可是为什么，这个“最好的结果”，让我觉得比被她恨着还难受？
“青扬。”我说。
“嗯。”
“明天我飞深圳。”
“你回来嘛？”
“看她。”
“她不想见你。”
“我知道。”
“那你回来嘛？”
我沉默了几秒。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想回去。”
刘青扬叹了口气。
“行吧，你回来吧。到了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
“好。”
“叶鹏。”刘青扬突然叫我的名字。
“嗯。”
“你回来也好。”他的声音低了下去，“也许她能见你最后一面。”
最后一面。又是这四个字。今天我已经听了两遍了。每一遍都像一把刀。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很久没有动。
窗外，柏林的夜色越来越深。远处的电视塔还在亮着，像一个不会熄灭的灯塔，在黑暗中指引着什么。但它在指引谁呢？这座城市里，没有人需要它的指引。就像章雅涵的人生里，不再需要我的存在一样。
我拿起手机，打开和杨心心的对话框，打了一行字：“她手术结束了告诉我。”然后锁了屏，把手机放在茶几上。
我闭上眼睛，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但脑子里像有一团乱麻，怎么理都理不清。
我想起三年前，刘青扬第一次跟我提起章雅涵的那天。
